“是啊,”李老实媳妇接口道,“就像那给小孩糖吃,先给块甜的,等哄住了,就该动手打针了。王老五说,这均田制就是朝廷给咱画的一个大饼,看着香,能不能吃到嘴里,吃到嘴里是甜是苦,还不一定呢!”
赵文清沉默了。他知道,空泛的道理和口头的承诺,在这些饱经沧桑的百姓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需要的不是漂亮的言辞,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保障。
“李老哥,嫂子,”赵文清斟酌着词句,“我知道,口说无凭。这样,你们先安心种地。今年秋收之后,咱们再来算这笔账。朝廷的租庸调是多少,你们实际能落下多少粮食,比以前给地主当佃户时是好是坏,到时候一目了然。如果真如王老五所说,赋税重得让你们活不下去,那我赵文清,拼了这顶乌纱帽,也会为你们向上陈情!”
他的语气斩钉截铁,眼神坚定。李老实夫妇对视一眼,眼中的疑虑似乎消散了一些,但那份根深蒂固的不安,依旧像一根细刺,扎在心头。
“大人,您真是个好官。”李老实的声音有些哽咽,“俺……俺就信您这一回。俺们豁出去了,好好侍弄这地,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
“对,好好种地。”赵文清点点头,心里却沉甸甸的。他知道,李老实的信任,是建立在对未来的渺茫希望之上。而这份希望,需要整个朝廷的努力去守护,去实现。
离开了李老实家,赵文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沿着田埂慢慢走着,看着田地里三三两两正在劳作的农民。他们有的在翻地,有的在播种,脸上带着分到土地后的新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能感受到,均田制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它带来了希望,但也带来了动荡和不安。
王老五的谣言,张秀才的蛊惑,绝不是孤立的现象。这背后,或许有失意文人的酸葡萄心理,有旧地主阶级对失去土地的不满和反扑,也有新政策推行过程中,基层官员执行不力、解释不清,导致百姓误解的因素。
赵文清意识到,均田制的推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的实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触及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土地占有关系,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而最大的阻力,或许不是来自某个具体的利益集团,而是来自于百姓心中那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对未来的恐惧。
他决定,不能只听李老实一家之言,他要走访更多的农户,了解更真实的情况。他要弄清楚,王老五和张秀才的言论,在村里到底有多大的市场?百姓们除了担心赋税加重,还面临哪些实际的困难?
接下来的几天,赵文清又走访了云溪县的几个村落。他发现,李老实夫妇的担忧并非个案。许多农户都对均田制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态:既兴奋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又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
在河西村,一个叫孙二狗的年轻农民告诉他:“大人,地是好地,俺也想好好种。可俺家穷啊,连把像样的锄头都没有。分到地那天,俺爹哭了,说俺们孙家终于有自己的地了。可哭完了,就开始愁,这地咋种啊?”
在河东村,一位姓周的老汉则抱怨道:“均田是均了,可这地界划分得乱七八糟。俺家的地和村西头老王家的地挨着,地界不清,为了这事,俺们都快打起来了。村里的里正也不管,说让俺们自己商量。这商量来商量去,还不是伤和气?”
更让赵文清忧心的是,他发现“与民争利”、“赋税加重”的说法,在各村都有流传,版本大同小异,显然是有人在刻意散布。而传播这些言论最起劲的,往往是那些以前的中小地主,或者是一些游手好闲、对新政不满的人。王老五就是其中之一,他以前给地主家当管家,日子过得比普通佃户滋润,均田制推行后,地主家的土地被重新分配,他也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因此对新政充满了怨恨。
而那个所谓的“张秀才”,赵文清通过县衙的同僚了解到,此人确实是个落魄秀才,科举无望,便以在镇上茶馆说书为生,常常借古讽今,发泄不满。他的话,经过王老五等人的添油加醋,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中,反而有了一定的市场。
赵文清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任由这些谣言传播下去,不仅会影响均田制的推行效果,还可能引发民怨,甚至动摇朝廷的统治根基。他必须采取行动。
回到县衙,赵文清立刻向县令张大人汇报了自己的访查情况。张县令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官僚,处事圆滑,对于新政,他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观望和敷衍的态度。
“赵县丞,你说的这些情况,本官也有所耳闻。”张县令呷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不过,自古以来,推行新法,哪有一帆风顺的?有些杂音,也是难免的。只要百姓能分到地,能种上粮食,日子慢慢好起来,这些谣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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