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学生在一个教授面前无知是多么正常，正是因为“无知”，所以才努力读书继续学习。这世界上就算再博学的人也是“无知”的，一个人如果只说他自己懂得的东西，那别人都是“无知”的，那他岂不是永远正确？
张燕玫敏锐地觉察到，不是学生“无知”，是教授毫不掩饰的傲慢。是教授对学生的傲慢，是男性对女性的傲慢，是爹对孩子的傲慢。
一个人敢如此这般的“真实”，并不是因为他是“真性情”，而是因为他毫不在意对方的感受，甚至他的快感，就是建立在凌辱、打压对方的基础上。
张燕玫觉得有些生气，她不喜欢这位教授、院长，她也不喜欢牛莉莉和吴竞明。
吴竞明虽然没有说话，但他的笑和牛莉莉是一样的，牛莉莉化个妆无可厚非，但吴竞明还特意梳了大背头，抹得锃明瓦亮，特意把球鞋换成半靴，靴子尖和大背头相得益彰首尾呼应，张燕玫觉得他也太夸张了些。
虽然他和牛莉莉是一男一女，但满脸堆笑的两个人也为着张燕玫说不清的东西较着劲。
张燕玫没有说话，她的心里生出一种鄙夷。牛莉莉和吴竞明这种学生，她在大学、高中、初中、小学都见过，喜欢这种学生的老师，学生都不喜欢，这种学生也不会在班里有真正的伙伴，这与他们的成绩好坏无关，学习越好反而越让人讨厌。
张燕玫的观察是没错，可是她忘了这种观察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作为“头儿”的老师，至少还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正直的人类。
可是一个主任、副教授，还是名校的天之骄子，还“破格儿”，会看不出这种油头粉面幼稚的谄媚吗？
乔增德不光看不出，还故意设话套学生的恭维，那不是一种所谓“情商”的考验，张燕玫感觉到备受冒犯。
乔增德的“开诚布公”很没有教养，他的眼神邪恶，充满试探，张燕玫觉得事情很棘手，她还没有与“教授”打过交道。
乔增德心胸颇为宽广地说：“哎，没有那么厉害，都是老皇历。你们跟着老师读书，不光要长学问，还要长见识，有情商。情商在这个社会可太重要了。老师有今天还不是光写文章，情商，情商最重要。我就是情商不够，所以到现在也还只是个副教授。学校也不是象牙塔，不能光靠躲在象牙塔里，我在长天师大就是吃了情商不够的亏。学院里那些老师写篇文章看愁的那样儿，我心想多读书多积累下苦功，怎么能到那种求爷爷告奶奶的地步？我以前跟你们一样读书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叫朱志强，人称朱小鬼，那个精明，啧，哎呀，没法比，那人学问远远不如我，但就是情商高。”
乔增德一口气一股脑地往外倒着他的个人史：“我的太太孙平尧整天说我不懂人情世故，‘孙’，总吃亏，哎呀，没办法，她是官家小姐，她爸爸是长天水利局的局长，当年看中我长得帅学问好，整天粘着我，我甩都甩不掉，呵呵哼，开个玩笑。她就是找了我，长天师范大学看在我的面子上，当时招收人才，为了留下我，才给她安排了工作，让她专门服侍我。我说她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哼哼呵呵。夫妻相处要有情商，工作哎呀更是。师大李仲森校长当时特意找我，不让我离开师大，他是学经济的，头脑特别清楚，逻辑性特别强，我特别佩服他，不像学文学的，一脑子混沌哎呀，学习，我一贯强调，文理兼通，现在的教育也很成问题，但我人微言轻啊，情商也不够，总爱讲真话，总是得罪人。但事实证明，我总是正确的。”
乔增德竖起食指，自我肯定着：“就像当年考大学，我父亲母亲还犹豫，我当时十几岁就熟读马列，从学校放学就给我娘烧火，我娘就烦我看书，人就是这样，鲁哥迅说的劣根性，我爹娘也不例外，没有远见，没有见识，我们做文学批评就是要敢于直面这种劣根性，他们就没有情商，我那弟弟更是情商低，穷人是有罪的，穷人的思维就是一种底层思维，活该底层，啊，我那一家人，我每年给他们寄大礼包，就知道等靠要。这个社会，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是家里最孝顺的，也是读书最多最有见识的，但是爹妈不待见啊，就是偏袒我的弟弟乔增财，唵，弄得个儿子像巨婴。我在南湖师大读研究生，省吃俭用攒下五毛钱，都要附在信里寄回家，没办法，家里还有妹妹，我又孝顺。我刚工作的时候，哎呀，天哪，简直是只大白兔，我的同事给我取了个外号大白兔，单纯地啥也不懂，就知道苦读，靠自己，没过多久三观都颠覆了。尤其是去你们师母家，我们缺吃少喝，他们都吃特供，我三观都颠覆了。我的岳父没少帮我。当然，我也反省我自己，我就是情商低，爹娘也没教过，知识分子也是人，知识分子也有权利过更好的生活，都靠抢，什么都抢。我做了巨大的贡献，能得着什么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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