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煜要重开大明的“百家争鸣”。
天牢内的于谦，因为政治阅历不足，可能一时还无从察觉。
但夏原吉是何许人也？
严格来算，那可是四朝老臣了，虽未经历过靖难之役（建文一朝，夏原吉都被外派出差），但在朱棣登基以后便被迁调为户部尚书官衔。
此后，夏原吉便长期主管户部财政以及地方治水、赈灾。
一直到了永乐末期，才因为反对皇帝继续北征，而遭到迁怒下狱论罪。
朱棣在榆木川病危崩殂前，才对左右痛呼：“夏原吉爱我！”（此爱非彼爱）
可以说，夏原吉的政治阅历非常丰富，又长年身居户部尚书，对国事大政的方略相当敏锐。
林煜前后铺垫了那么多，中间又特地提出大明的西北有着一处藏经洞，里面有着儒释道三家经典藏书，甚至还有着许多唐末以来失传的秘藏。
再加上，夏原吉本就先入为主地以为，林先生或许已经猜出了自己等人的身份背景，那么这所谓的西北藏经洞，应该也不是随口一说……
好吧，过程全错，结果全对！
林煜敢保证，他当时确实不知道这些人啥身份，只是有所推测，点明地图里的藏经洞，也是存着抛砖引玉的心思。
现在，玉已经引出来了，那也是时候开始下一步行动了。
推动大明开启“百家争鸣”时代！
任何学说只要一家独大，不论嘴上说的多好听，那都必然会迅速趋向于僵硬陈旧和保守。
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持有学说的始终都是人，是人就会有蝇营狗苟，便如两宋的程朱理学，在两宋时期能够不断改良，甚至下沉到了利于百姓。
可放到了元明两朝，因为官府朝廷的大力支持，如今的程朱理学早已成了一潭腥臭恶人的死水，稍微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而且，程朱理学也不是单一的例子，早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的时候，被大汉朝廷独尊的“儒术”就已经出现过重大问题。
先说一下汉武帝“独尊儒术”，它的起源来自于董仲舒进献“天人感应”说，为汉朝君王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法统。
汉武帝因此得以对内削藩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北驱匈奴，强势发动“汉匈之战”，打出了汉人的骨气。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代表的“儒家”不是儒家，或者说，他代表的仅为儒家学派中的“公羊派”。
所谓公羊学派，其实就是儒家的几个分支之一，孔子在世的时候，儒家自然是一家之言，也可以说是孔门。
可孔子死后，就算都是师承孔子，不同弟子之间，对孔子着作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他们的思想也存在着分歧。
公羊学派的分歧点，就来自于孔子着作的一部史书《春秋》，也就是儒家“四书五经”的其中一部“经”。
这也可以说是孔子埋下的雷。
因为孔子修史奉行“言多必失”，故而用的全是“春秋笔法”，对史书记述通常只写某件事的时间、地点和结果。
这就给了之后的儒家门徒极大的发挥空间，成功催生出了三位儒门“开山始祖”，分别为左丘明、公羊高以及谷梁赤。
三人根据各自的理解，对《春秋》分别进行了注解，从而形成了《左氏春秋》、《公羊春秋》以及《谷梁春秋》。
其中，《左氏春秋》注解的没什么争议，也被大部分的儒生广泛接受，并谓之《左传》。
但《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就不同了，两部《春秋》的注解差异极大。
因为这两本书的内容，汉朝儒生们逐渐分成两派，一派为公羊学派（倾向于孟子），一派为谷梁君子（倾向于法家）。
董仲舒献上“天人感应”，朝廷便推崇公羊学派，一度将那些谷梁君子压得喘不过气来。
汉武帝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公羊学派的“天人感应”确实更利于自己的统治。
至于儒生们吵架，那就让他们吵就是了！
只是，汉武帝始终没想到，公羊派的学说埋藏着一颗“巨雷”。
这颗“巨雷”还差点在自己儿子身上炸了！
嗯，它的名字叫做君权更替。
因为汉武帝晚年爆发“巫蛊之祸”，太子刘据无法辩解，起兵造反失败后自杀，皇位轮到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来坐，是为汉昭帝。
汉武帝留下的五个顾命大臣，也在随后的元凤政变中逐一被杀，仅余霍光一人独揽大权。
然后，问题爆发了。
因为按照公羊学派的理论，天子并不是老天爷的化身，而是老天爷给的一个爵位。
这事在公羊学派里叫做“天子一爵”。
其次，君权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皇帝昏庸，或者皇帝本人能力不足，不适合做天子。
那么下面的人，是可以替代皇帝做天子的。
这在公羊学派里叫做“经权说”。
好好好！
主少国疑，霍光权倾朝野，正好符合公羊学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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