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国力衰弱，列强军阀争战不已，洋货日货充斥市场，当时东瀛的祛暑药“仁丹”和“宝丹”在国内大肆宣传，大量倾销，几乎每个城镇的大街小巷都贴有仁丹广告。
“仁丹”是由东瀛人森下博发明的。
甲午海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将台省割让给了东瀛。
森下博曾在台省生活过，注意到了当地人使用陈皮、豆蔻、甘草等混合物制成的小药丸，这些药丸具有清热解暑、防晕车晕船的效果。
森下博受到启发，回到日本后研制出了“仁丹“，并将其作为一种药物销售。
“宝丹”的配方和仁丹差不多。
为了抵制日货，长春堂当时掌柜张子余先生和药师蔡先生通力合作，在原避瘟散的基础上开发出紫、绿、黄、白四种不同颜色新剂型的避瘟散，可以针对不同症状、不同病人，使用不同颜色品质更为完善的避瘟散。
这种避瘟散是装在一个八卦形的小盒内，打开盒盖，用指头蘸上一点往鼻孔里一揉，深吸气，立即感到一股清凉气息由鼻而入，沁人肺腑，周身舒畅、清爽。
避温散也可以用水冲服。
与此同时，他们还完善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开设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规模，有效地抵制了日货，占领了市场。
三十年代时，年产量达到了二百五十万盒，不仅行销国内，还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打开了销路。
那时遍布京城的大小百货店、小杂货铺、茶叶店等都代售长春堂的避瘟散。
长春堂在晋地、津市等地开设了分号，并在前门外鲜鱼口一带开设了棺材铺、纸店、油盐店、百货商店等共八家商店，这时期的长春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在当时。
同为中成药制造业的翘楚，同仁堂虽然历史更久远，背景也比长春堂好，但是发展规模是远远不如长春堂的，碍于祖训，同仁堂乐家不能从事草药以外的买卖，这条祖训虽然能够确保同仁堂各种中成药制造手艺不失传，但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关于长春堂，还有几则奇闻轶事。
老京城人说话是幽默尖损的，他们嘲讽那些自夸富有，也就是现在说的特喜欢炫富的狂妄之人，经常会怒斥一句，“你有钱，你去买前门楼子去啊”。
这话一出，能给对方咽的翻半天儿白眼儿，回答不出来的。
前门在京城内城的九门中位置是最显要的，规格也是最高的，因此也被称为国门。
它以前是专门走龙车的，也就是说当时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走。
由于它是当时所有城门中级别和建制最高的，所以这造价当然也肯定是最高的；而且它还是京城的防御系统，是封建社会不计成本的产物，一般人是根本不可能买得起的。
更何况前门楼子向来都是“公家”的，压根儿也不卖，所以大家就都喜欢用这句话来怼人。
不过。
民国的时候前门楼子还真的卖出过两回，都和长春堂确切的说是和孙家有关系。
民国九年。
当时的总统是徐世昌，不过他是徒有总统之名并没有实权，真正掌握实权的是皖系军阀、国务总理段祺瑞。
北洋政富财政紧张，当时的北平市长想出了个“好”主意：就是要把前门楼子卖了，甭管卖给谁，他也不敢拆，拆了也拿不走。
说白了，就是憋着想坑人。
坑谁呢？
那会儿的前门大街一带热闹的很，买卖人家多了去了。
最后，他强迫着由长春堂药铺出资几十万大洋把前门楼子“买”了下来。
长春堂的中药都是自产自销的，当时祛暑解热的有效良药“避瘟散”已经出现，他们是由此而发迹的。
当年长春堂的孙老板还真挺有头脑的，他心想：“这前门楼子我不是拿不走吗？但我可以用啊！”
于是孙老板买下它后，立刻就给与了充分的利用。
他不仅在城楼上开商店、戏院、娱乐园，还在城门洞两边儿上挂起了广告。
前门楼子被卖这件事儿，本身在当时就算的上是特大新闻了，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广告效果。
前门大街是城市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客流量巨大，他在城门上再这么一打广告，一下子就使得长春堂名声大噪。
没过多久，孙老板不仅赚回了本钱，还有不少的利润。
后来，孙老板觉得的这事已经做到名利双收了，不能过于炫耀。
他就对当时的北平市政富说这前门楼子维护费用实在是太高，以无力承担为由，把这个前门楼子归还回去了，并且是原样奉还，分文没要。
当时这件事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了，北洋政富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孙老板这么一说，市政富正好顺坡下驴，欣然接受了。
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闹了这么一出，长春堂日益壮大，孙家也是赚了个盆满钵满，到三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京中商业翘楚，虽然在财力上不能和娄家这种开钱庄的相比，但是在声望上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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