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着名的东部元老包括希律大帝的后裔、116年担任代理执政官的盖乌斯·尤利乌斯·亚历山大·贝雷尼基亚努斯（Gaius Julius Alexander Berenicianus）。
图拉真从希腊语世界中招募了至少十四名新的元老，这一前所未有的招募数量使人质疑他统治的“传统罗马性”和他继任者哈德良（Hadrian）的“希腊化”特征。
然而，这些新任的东部元老大多是非常强大的富有人物，他们不仅在当地拥有影响力，而且许多人通过婚姻关系互相关联，因此其中许多人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新”元老。
在地方层面上，东部大多数希腊名人和知识分子对罗马统治的疏远情绪，以及大多数这样的希腊名人视罗马人为外族的看法，在图拉真统治后依然存在。
图拉真所任命的一位来自东部的希腊裔元老，雅典人盖乌斯·尤利乌斯·安条克·埃皮法尼斯·菲洛帕波斯（Gaius Julius Antiochus Epiphanes Philopappos），他来自科马根尼（Commagene）王室，后来在缪修山（Mouseion Hill）建造了一座墓碑，后被帕乌萨尼亚斯（Pausanias）贬低为“为一位叙利亚人所建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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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参议员皇帝，图拉真（Trajan）倾向于从统治城市寡头阶层的成员中选择他当地的政治支持基础。
在西方，这意味着像他自己这样的地方参议员家族；在东方，则意味着希腊显赫家族。
然而，希腊人有着独立的历史记忆，并普遍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优越，他们不仅不认为自己是罗马人，反而蔑视罗马统治。
希腊寡头阶层从罗马得到的最重要的要求，首先是希望能保持和平，能够行使自治权（即像意大利一样被排除在省政府之外），并专注于本地利益。
然而，罗马人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他们看来，希腊显赫阶层忽视了他们在管理帝国事务中的责任——主要是在未能有效控制平民，从而导致罗马总督不得不干预。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狄奥（Dio）与图拉真之间的个人关系。
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描述狄奥为图拉真的亲密朋友，而图拉真也被认为公开与狄奥进行对话。
然而，作为一位喜欢豪华建筑项目并且自认为是罗马重要政治代理人的希腊地方显贵，普鲁萨（Prusa）的狄奥实际上成为了图拉真一项专制创新的目标：任命帝国监察员（correctores）来审计这些名义上是自由的希腊城市的市政财务。
其主要目标是遏制过度热衷于公共工程的支出，这些工程往往成为邻近城市之间古老竞争的渠道。
正如普林尼（Pliny）写信给图拉真所说，这种情况的最明显后果是留下了一系列未完成或维护不善的公共设施。
希腊城市及其统治寡头阶层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为了争夺优越的标志，特别是为了获得罗马皇帝授予的称号。
这些称号按等级排序，决定了城市在罗马的对待方式。
这种竞争通常表现为宏大的建筑计划，给予城市相互竞逐“奢华、无用的……建筑物，以显示威风”的机会。
这种奢侈支出的副作用是，城市寡头阶层中的一些低层成员因感到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个人开支，而不愿意担任地方官员的职务。
罗马当局喜欢将希腊城市互相对立——普鲁萨的狄奥对此深有体会：
“通过他们的公开行为，罗马总督们已将你们标榜为一群傻子，是的，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你们，因为我们经常给孩子们最琐碎的东西，代替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代替公正，代替城市免于掠夺或市民私有财产被没收，代替他们不侮辱你们……你们的总督们给你们头衔，口头或书面称你们为‘第一’；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把你们当作最后一等人来对待！”
这些罗马当局也有兴趣确保城市的偿债能力，因此能够顺利收取帝国税款。
最后，过度的市政建筑支出不仅是实现地方优越的手段，也是当地希腊精英保持文化独立性的手段——这种手段在当时第二种修辞风潮的崛起中得到了体现；这种“文化爱国主义”充当了失去政治独立的替代品，因此被罗马当局所排斥。
正如图拉真自己写给普林尼的信中所说：“这些可怜的希腊人都喜欢体育馆……他们必须满足于那些符合他们真正需求的体育馆”。
已知的第一位监察员被赋予了“处理自由城市状况”的任务，因为人们认为，皇帝和/或省长采取的临时干预措施不足以遏制希腊显贵阶层的野心。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狄奥故乡普鲁萨的使节团并未得到图拉真的好评，这与狄奥的主要目标有关，即将普鲁萨提升为一个自由城市——一个免除向罗马纳税的“独立”城市-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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