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谷地，巩家农场内。
巩祥福坐在茅屋下的阴影里，看着刚发起两寸多长的棉花苗子，狠狠吸了口烟，琢磨着今年是不是给老二再娶一房嫂子。
今年他家农场种了一千亩棉花，剩下九百亩（有一百亩绿化面积）还是种玉米。要不是官府有保粮红线，他恨不得全种棉花。
头几年棉花还没这么吃香，因为棉花亩产低，采棉花的时候需要大量雇工。而且棉花地比玉米难侍弄，日常投入的人工也不小。所以开始的时候，巩家兄弟是以种玉米为主。
现在经验多了，胆子也大了。
去年河州农业大学出了种高产棉种，叫河州2号。亩产几乎能稳在110斤，不过也要配合斯加加的钾肥和农家肥才行。
这会的地比较肥，钾肥也不敢加多了，每亩加个三五斤就够了。到时候茎秆长得快，响铃也大。
可别小看110斤的产量，大明各地的棉花亩产在70-100斤之间，而且大多数都是在70斤附近。河湟谷地的棉花产量，以前也就是80斤左右徘徊。
按一毛五的收购价算，也就十二块钱的产值，再把成本刨出掉，剩不下十块钱。
但这两年棉花价格明显上来了，去年就涨到了三毛钱一斤，据说今年还要涨！
巩祥福虽然当过兵，但他也不明白塞国的棉花收购价上涨，是由于大明供应不足导致的。
书友们可能还记得，洪武帝朱元璋曾经颁发过一道诏书，鼓励农民种植粮食之余，还要种些经济作物。
人家规定的非常细致：有十亩土地的农户，应该种植半亩地的棉花。
根据洪武末期统计的数据，大明总共耕地面积大约有4亿亩左右（被刘学勤割走的那块不计），棉花种植面积是超过2000万亩的。
其实从宋朝开始就引种棉花了，到大明这会儿，棉花以无以伦比的优势，已经在全国范围种植。
又因为塞国工业化，陶氏纺纱机和织布机问世后，就不得不从大明大量进口棉花，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大明的棉花生产。
一些种棉大户，一年挣个几十上百两银子，也不新鲜。
可能您又要问了，那会的农民不都吃不饱饭吗？怎么还有那么高的收入？
这主要是地域间收入极不平衡产生的错觉，农耕社会靠天吃饭，你这地方运气不好，赶上天灾人祸，那就得饿肚子。
事实上，从洪武朝一直到仁宣之治结束，大约六十多年的时间，大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是相当可观的。
根据【明史.食货志】和【宛署杂记】等文献整理，大明各阶层收入如下：
街头油贩：年收入约20两；
私塾先生：年收入20两；
奶妈（季节性）：年收入24两；
伙夫：年收入20两；
屠户：年收入约36两；
自耕农：年收入约15两；
佃户：年收入约9.4两；
银匠：官匠，年收入43两；
衙门马夫：年收入40两；
书办：衙门记事员，年收入18两。
大家请注意，书办收入不如马夫，可见大明马政负担之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
北方地区因为养马而破产的农户不计其数，最终引发了正德年间，直隶霸州文安县人刘六等人起义，朝廷用了三年时间方才平定。
好日子总是短暂的，到了明朝中后期，形势急转直下，大部分百姓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
起初，大明方面对于塞国大量进口棉花，是持欢迎态度的。但随着塞国的低价布匹，和各种衣物开始向大明市场倾销，大明的士绅开始回过味来了。
按说矛盾早就该爆发了，可为何一直这么平静？
还多亏大明没有彻底禁海，这使的大明被挤出来的产量开始流向日本、朝鲜和西洋等国。
要知道松江府一年布匹产量达到了一千五百万匹以上，产值约750万两，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二。
即便如此，松江府的布匹生产成本也要高于塞国，但其实双方的成本差距没那么大。
因为塞国的陶氏纺纱机和陶氏织布机早就卖到了大明，人家是生产机器的，不可能有钱不赚。
除了蒸汽机、印钞机等之类的大国重器，塞国对大明禁售的产品并不算多。
当然，前两年连蒸汽机也解禁了，只不过卖给大明的蒸汽机都是傻大粗笨的燃煤机器，效率差些，故障率高些。
但你永远别低估商人的创造力，只要把机器给了他们，人家就有办法搞到各种各样的人才。
大明和塞国的纺织行业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大明的棉花少了，塞国人就纺羊毛、纺亚麻、纺丝绸。
但从前年开始，这种平衡开始被打破了。起因是真维斯纺织公司搞出一款爆款棉袄，在大明北方和蒙古那边卖火了。
还有四川保宁府的一家上市公司，蒙氏被服厂生产的棉被、褥子等产品也在大明卖到脱销，这导致大明的布业和棉业商人开始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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