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贵解释说：“像我们特务营讲得是轻装疾进，一击得手，远遁千里，带着这么粗的氧气罐作战不方便啊！”
飞雷炮射程近，进入阵地也比较麻烦，所以不适合游击战、运动战、特种战，这也是飞雷炮在解放战争时期才大兴于华东战场的原因之一。
冯锟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切，还远遁千里，跑不了那么远吧！”
张长贵干笑两声，说：“呵呵，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咱儿还是希望能大量装备六零迫击炮，轻便易携，威力又大，对我们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郑卫国点点头，说：“长贵说得没错儿，我这次来也是想弄些无缝钢管回去，最好能让每个连都装备上六零炮。”
冯锟顿时叫苦连天，说：“啊，四叔，您就饶了我吧！这小鬼子又不是傻子，你一进口无缝钢管，还是六十毫米内径的，人家不用猜就知道是造迫击炮的。到时候顺藤摸瓜，您就要给俺送牢饭了！”
张长贵说：“嘿，不是可以用进口氧气瓶做掩护吗？”
冯锟没好气地说：“你拉倒吧，有这么细的氧气瓶吗？”
张长贵还不死心，说：“或许有呢？”真别说，像蛙人潜水用的氧气瓶内径就比较小，只是长度太短了些。
冯锟说：“哼，就算有，能弄到多少？像这种古怪的东西，小鬼子不起疑心才怪呢！”
张长贵一听就泄气了，可怜巴巴地说：“师座。这可咋办？”
郑卫国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办法，说：“不行的话也不能冒险去弄啊，先放一放吧！段双虎和吴全福这段时间说不定能弄到一些六零炮，到时候优先调拨给你们。”
二十九军当年在大沽船厂造了不少60毫米迫击炮，抗战爆发后这些装备大部分散落在华北，就看能捡回来多少了。
张长贵大喜，说：“那敢情好！”到时候只要装备上六零炮，再加上可以直射的50毫米枪榴弹，特务营的火力就非常猛了。
郑卫国又对冯锟说：“你这批氧气瓶有多少？”
冯锟说：“长瓶有四十八个，短瓶有六十四个。”
郑卫国想了一下。说：“看来只能分批运了。一下子运这么多氧气瓶去井阱煤矿也会引人怀疑。”
冯锟笑道：“这个我已经想好了，可以直接走铁路。到时候就说是给石家庄和太原的医院送的货，您让根据地的同志在路上把货接走就行了。”
郑卫国奇道：“你跟那些医院有往来吗？”
冯锟点点头，说：“有！现在兵荒马乱的。正经生意都没人爱做。所以我们的买卖做得很大！”
张长贵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说：“那小鬼子也不来查查？”
冯锟指了指仓库门口的武藤商社的牌子，说：“有这块牌子还好，租界的工部局对咱们也还算客气。”说着又笑道：“小鬼子有好几家特务机关。还想同我们联手做生意呢！”
郑卫国奇道：“什么生意？”
冯锟一撇嘴，说：“小鬼子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贩卖鸦片呗！”
郑卫国怒哼一声，一抹寒光从眯起的双眼中迸发出来。
日军当时为了削弱直至灭亡中国，提出一个“以毒制华”的构想，并厚颜无耻地称为鸦片战略。推行是由当时的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的行政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易名作“大东亚省”。
这一罪恶计划的实施，使日本获取了大量的侵华军费，成为毒害民众和削弱中国人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人吸食鸦片，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又叫嚣“亡中国可不用枪炮”。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鸦片战略”，实为将中国殖民化的前奏曲。
据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披露，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伪满傀儡政府的规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并逐渐向国统区渗透。又据日本学者掌握的材料，仅侵华日军贩毒机构宏济善堂（1939年4月成立，秉承日本兴亚院和大使馆之命，全权管辖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及行政）在华开馆5年即盈利逾10亿日元。若拿这笔巨利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的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可建造12艘之多。
在沦陷区，日本倾销鸦片几近疯狂。关东军向满洲贩卖的毒品不但有鸦片，还有吗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今沈阳）为集散地。“七?七事变”后，日军又以天津日租界作为制毒、贩毒的基地，向华东、华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日军入侵之地，即是毒品交易泛滥之处。更为歹毒的是为使民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成瘾中毒，日本还制造了含鸦片香烟、口香糖等等，使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像滚雪球似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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