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发生了一件让人既感动又难过的事情。3月30日，在林省汪清县的大梨树沟，抗倭救国游击军在马家屯与倭寇关东军遭遇战斗的间歇，清理战场时，意外地在嘎呀河边的一处隐蔽的松林中，发现一辆满载子弹、发动机被毁坏的倭寇军车，同时在河边发现一具士兵的尸体，旁边还有一张写着倭语的纸条：
亲爱的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
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被逼无奈才决定自杀。我运来了10万发子弹赠给你们。请你们瞄准倭寇法西斯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这件事让当时的抗倭游击军很感动，他们和马家屯的群众把伊田助男的遗体和在战斗中牺牲的抗倭游击军烈士合葬一处，并在墓前隆重追悼。会上倡议把马家屯小学更名为“伊田小学”，“伊田助男”的名字，也传到了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伊田助男的事件”也使关东军上层极为恼怒，鳖刚村一少将因此被解职，鳖刚村一旅团全体倭寇军官兵被集中进行“思想整训”，不久被撤销建制。
然而倭寇始终对喜峰口虎视眈眈，29军的胜利只是当时的个例，长城防卫战的其他方位并不都像29军一样顺利，在4月初，倭寇改变战略，转向滦东打开缺口。
4月7日起，倭军从喜峰口长城正面以及冷口方向对29军发起猛烈的攻击，29军奋起反击，多次打退倭寇的攻势，然而此时的29军已经陷入了腹背受敌的态势。在这样艰难的时刻，蒋氏竟然还在南昌向其将领宣布：“抗倭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倭，违者即予最严厉的处罚。”
此番言论一出，令当时很多爱国将领极其失望，李增在学校收到上边下达的通知时，愤慨不已，国家正在危难之际，民族同胞被肆意侵犯，国土被随意分割，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不一致对其外，还要搞内战，不去反击外敌，竟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29军要迫不得已使用大刀战术，这背后是29军弹药不充足，装备落后的苦楚。国军以20万的兵力对战4万倭军，却仍然只能用大刀偷袭的方式打败倭军，虽然打胜了但却并不是一件多值得被称赞的事儿。
不抵御外敌，不夺回我们的领土，不为我们被倭寇残杀的同胞报仇，却要杀害自己的同胞。李增很失望，却又得接受现实，听从命令，这对李增来说是很痛苦的。他明白政府想要稳定政权做的决定，但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抛弃民族尊严，一个没有尊严的国家政权，是注定不能长久的。为此李增意志消沉了许久，直到高之愈约李增谈话，才让李增看到希望，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1日，倭寇攻破了由第23军防守的冷口攻入，随即占领迁安，致使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腹背受敌，随后倭军开始对喜峰口的长城进行包夹。倭军在火炮的掩护下又一次对29军发起了攻击，在倭军的攻击中，29军虽然勇猛抗击，但由于人员伤亡较大，装备落后根本不敌倭寇，最后损失了喜峰口战场的一部分有利地形。
13日，29军已陷入了被孤立的态势中，最终军长宋哲元奉何应钦之命转移阵地，含泪放弃喜峰口撤退了。29军在内忧外患下最终没能守住喜峰口。
但倭军攻破冷口、古北口，是由于汉奸带领倭军从山路经豁口越过长城包抄才得以攻破的。至此喜峰口战役在爱国将士的遗憾与不甘中落下帷幕。但谁也没想到当局政府竟在战士们浴血奋战，抗击倭寇后，和鬼子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倭寇帝国主义进攻平津，反对国民党淮市政府和北方军阀的新卖国”。《告民众书》揭露了国民党全权代表黄郛与倭寇侵略者进行出卖华北的秘密谈判，反对国民党对倭寇妥协卖国不抵抗、对内进攻苏区的政策。
《告民众书》还指出当局政府正在接受倭寇帝国主义所提的一切条件。并号召全国劳苦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倭寇帝国主义进攻平、津,反对淮市政府和北方军阀的卖国；号召华北的士兵和义勇军选举士兵委员会,执行士兵委员会的命令,号召农民抗税、抗租、抗债,进行反对地主和官僚的斗争,平分土地和建立苏区政府；号召工人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社会保险、救济在业和失业的工人及战区难民而奋斗争等等。
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宣布组建“察哈尔民众抗倭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
同日，冯玉祥发表就职通电说：倭寇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尺，企图消灭我国家，奴隶我民族同胞，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不可能轻易的放弃侵略我国的目的。国民政府竟然下令不抵抗政策，热河失陷，淞沪、平津都让步于倭寇。这次北方的抗倭之战的陆军人数不到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没有出动；全国收入用在抗倭的地方不到百分之二十，民众的捐款资助全被封锁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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