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危机引发的帝国危机是任何帝国都挣不脱的枷锁，对秦汉以来的历代帝国来说，外戚、宦官、藩镇、党争其实只是手足之患，贫富悬殊与土地兼并才是心腹之忧。
因为前者是技术性问题，吸取历史教训就能规避后者是结构性问题，是无论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也必然会到来的。
贫富悬殊危机稳定，让支出增加土地间并危及税收，让收入减少，这就是财政危机引发的帝国危机。】
大明，应天府。
“先汉亡于外戚，后汉亡于宦官。”
“唐亡于宦官和藩镇，宋亡于党争。”
老朱念叨完，又想想自己的政策，没毛病啊，都给这些打上了补丁，大明怎么还亡了？
后人说大明亡于没钱……怎么就没钱了呢？
总不能真是因为藩王生子太多，国库都用来供养宗室了吧？
永乐年间。
朱棣也在自我怀疑中，该不能是因为我把宗室当猪养导致的吧？
如果万历帝知道二位老祖宗所想，绝对要说一句：老祖宗且放宽心，没养那么多，和我不太亲的宗室，他们的俸禄我都拖欠着，一分不给。
【公元1068年8月，在大宋首都汴京的延和殿上，面对入不敷出的局面，朝廷的核心重臣王安石与司马光为解决这一问题，发生了被称为决定帝国历史的最后一场辩论——延和殿廷辩。
这场辩论的第一个主题是如何解决财政危机所引发的帝国危机。】
【《续资治通鉴．宋纪》：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
王安石主张开源，他认为财政危机并非当务之急，之所以有财政危机，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如果生财有道、发展经济、收入足够多，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就能一举两得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续资治通鉴．宋纪》：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
司马光讽刺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创造的财富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因此他提倡节流。
面对缺乏弹性的农业经济的现实，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压缩财政支出。
他说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各种阴谋投机取巧的手段夺取民利、盘剥百姓，其危害比明着加赋税更为严重。】
【辩论的第二个主题：财富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应该如何配置，才能富国富民走出王朝兴衰的魔咒？
王安石认为富国优于富民，小家的富裕依赖于整个国家的富裕，国家要富裕则需从天下取财。
首要的问题是保证国家的生存，因此要扩张权力的汲取能力，国家不但要解决国防问题，更要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发展问题。
如果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即便短期损伤到了民众的利益，长期看也是值得的。】
【司马光认为富民优于富国，如果四民都富足有余，国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权力要自我限制，如果一味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最后只会越搞越穷，应该将财政负担落在真正有能力的人身上，根据经济水平与能力的不同，承担不同的财政责任。
因此司马光在辩论中强烈贬斥历史上“富国论”的代表人物桑弘羊，他批评王安石说：“你说的这些都是曾经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害得武帝晚年盗贼并起，国家差点灭亡。】
【辩论至此戛然而止，尽管没有再继续下去，但其后的帝国历史里再也没有一场辩论能谈到这样的深度。
在整场辩论中，尽管神宗没有表态，但最打动神宗的一句话正是王安石被司马光斥为谎言的那句话：“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此后神宗多次单独留下王安石长谈，直到几个月后令王安石总揽朝政，
绕过整个官僚机构设立新的最高决策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此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拉开序幕。
熙宁变法不可谓气魄不大，与前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不同，王安石一连推出10余种法令，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等。
在涉及朝廷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扩张。
在这场辩论后，司马光黯然下台，但对于正轰轰烈烈展开的变法，他做出了一个预言。
《与王介甫书》：“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
他说：“朝廷的立法哪怕是从体恤弱者的立场出发，最终的结果都难免导致贪婪，更何况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贪婪去的，与自然和天道相违背的事情，即使成功一时长远看也是必然失败的，不会有第二种结果，天才知道失败时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从结果看，这场变法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达成了财政增收的短期目标，但却迎来了历史性的失败，远未实现富国富民制服两番的最终目标。
王安石打击了既得利益者，但也几乎同等的增加了底层百姓的负担，富民的目标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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