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挤进地铁，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推送——辽宁某地，一对南方情侣在路边嬉闹，女孩开玩笑说电线杆舔一下会粘住舌头，男孩非要尝试，结果真的拔不下来了。我嗤笑一声划走推送，完全没想到这个荒诞的新闻，会成为揭开我生活另一面的钥匙。
我叫田颖，三十四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做中层管理。生活就像办公室窗外那排整齐的梧桐，每年规律地绿了又黄。直到周二下午，人事部通知我，部门要调来一位新同事。
“是从辽宁分公司调来的，叫陈树。”主管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名字太常见了，我对自己说，不会是他。
但当他走进会议室时，我手中的咖啡杯差点滑落。虽然十五年过去了，虽然他的金边眼镜取代了当年的黑框，虽然合体的西装包裹着已经发福的身形，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张嘴角有颗小痣的脸。
“各位同事好，我叫陈树，来自辽宁分公司。”他的声音比记忆中低沉，但那种特别的尾音还在。
散会后，他在走廊叫住我：“田颖？真是你啊！”
我僵硬地转身，挤出一个职业微笑：“陈树，好久不见。”
“得有十五年了吧？”他感慨，“自从你离开村子后，咱们就没见过了。”
“村子”这个词像一根针，轻轻扎在我精心包裹的生活表面。我含糊应了几句，逃也似的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手心全是汗。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窗外的城市灯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切出苍白的长条。我想起辽宁老家那个叫靠山屯的小村庄，想起村口那根老旧的木头电线杆，还有1998年冬天，陈树被粘在上面的舌头。
那年我们十七岁，是前后桌。他是个调皮捣蛋的男生，我是沉默寡言的班长。腊月二十三，小年，村里停电了。电工说是变压器出了问题，陈树自告奋勇要去邻村喊人来修。
“我骑自行车去，快！”他搓着手，嘴里呵出白气。
我正帮奶奶扫院子，抬头看见他推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往外走。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雪。
“可能要下雪，路上小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多说了这一句。
他咧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班长关心我啊？”
我没理他，继续低头扫雪。但半个小时后，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村长的破锣嗓子：“有人没？来俩人！陈树那小子出事了！”
我和几个大人跑到村口时，看见了一幅诡异的画面——陈树弯着腰，脸贴着那根刷了绿漆的木电线杆，一动不动。走近了才听见他含糊的呜咽声，像被捂住嘴的狗。
“咋回事？”他爸冲过去。
陈树说不出话，只是“呜呜”地挣扎。我绕到侧面，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景象——他的舌头，粉红色的、带着唾沫丝的舌头，牢牢地粘在冰冷斑驳的电线杆上。
“这傻小子舔电线杆了！”王电工一拍大腿，“这大冷天的，铁沾舌头就下不来！快，拿温水！”
后来大人们用温水浇，才把他的舌头解救下来。陈树下嘴唇裂了个口子，渗着血丝，一个星期说话都不利索。同学们笑了他整整一个学期，但他从没解释过为什么要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去舔一根冰冷的电线杆。
只有我知道原因。
那天他推车离开前，我小声嘀咕了一句：“听说铁的东西冬天不能舔，会粘住。”他回头，眼睛亮晶晶的：“真的假的？我偏要试试。”
我以为他开玩笑。
第二天课间，他肿着嘴唇，含糊不清地对我说：“田颖，你咋不拦着我？”
“我拦得住吗？”我低头写作业，不敢看他的眼睛。
“要是我说，我是为了验证你的话才舔的，你信不？”
笔尖戳破了作业本。我没回答，他也没再问。春天开学时，陈树一家搬去了镇上，我们再无联系。而我，在三年后考上南方的大学，彻底离开了那个冬天会粘住舌头的村庄。
此刻，凌晨三点的城市一片寂静。我打开手机，重新找到那条新闻，仔细阅读每一个字。地点是辽宁抚顺的一个小镇，时间是一周前。情侣中的男孩被消防员用温水救下，无大碍，成了当地一桩笑谈。
我关掉手机，黑暗中，奶奶临终前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小颖，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奶奶是在我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去世的，肺心病。她走前的那个夏天异常闷热，吊扇在头顶“嘎吱嘎吱”地转，她枯瘦的手紧紧抓着我的手腕，眼睛盯着褪了色的房梁。
“村口那根电线杆......”她喘着气，“你离它远点。”
“奶奶，我在南方工作，不回去了。”
“不是这个意思。”奶奶的眼神变得很奇怪，浑浊的眼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那下面......那下面有东西。”
护士进来换药，打断了谈话。等再回头，奶奶已经睡着了。三天后，她安静地走了，那句话成了永远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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