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沿着黄浦江往杨树浦方向骑。江夏坐在后座上，帆布包夹在他和大老王中间，图纸在里面哗哗地蹭。江风从水面上刮过来，带着柴油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呛得人嗓子发干。
大老王蹬着车，头也没回：“那个周建明，你信得过？”
江夏没接话。他信不信得过，不是现在能定的。但他心里清楚一件事——沪东厂的日子，怕是比江南难熬得多。
现在的造船业，整体萧条得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外部贸易封锁，民用船舶订单断崖式下跌，从年初到年尾，全魔都能接到的新船建造合同一只手数得过来。
军工订单配额极少，不是每个厂都能分到。大
多数国营船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工人轮流上班，机器三天两头不转，仓库里堆着锈蚀的钢板和过期的焊条，连车间里的灯泡都拆了一半——因为交不起电费。
这个行业的冬天，不是一天两天，是好几十年。有人形容说，造船厂的船台上长的不是船，是草。
江南厂不一样。
江南厂不一样。江南厂靠着033潜艇国产化专项订单，总算在寒冬里保住了一口热饭。国家专项拨款、专项钢材、专项人力倾斜，车间没停，工资能发，比起上海滩那些半死不活的厂子，已经是烧高香了。
可也就是“活下去”的水平——食堂里一周能见一次荤腥就不错，年底奖金发不了几个钱，工人家里该紧巴还是紧巴。
顾长河为什么死抓着港商维修订单不放？还不是因为专项经费只管潜艇本身，厂里小一千号人的奖金、加班费、福利，全指着那些外快活计来填。
没有那些维修单子，工人嘴上不说，心里早就骂娘了。
这就是命。一个厂跟一个人一样，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多能干，是因为你站在了风口上。
沪东厂没有站在风口上。
凤凰拐进杨树浦路，江夏远远就看见了沪东厂的大门。门比江南厂小，门口的水泥地扫得干净，但干净得有些寒酸……
因为没多少货车进进出出，地面自然磨不出坑。门卫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了他们一眼，又缩回去了。
周建明和江夏是一起到的。他把自行车靠墙停好，从车把上取下那个他从车把上拎起那只公文包。
包身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挺括，软塌塌地垂着，表面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颜色也褪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褐色。包的四个角被磨得又薄又亮，甚至有一处已经开裂，用黑色的胶布歪歪扭扭地粘着，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它伴随主人走过的漫长路途。
就在周建明放车的时候，他身边出现了一个人，五十来岁，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深灰色卡其布中山装，袖口磨出了白边，胸口的兜里别着一支钢笔，笔帽夹子断了一半，用细铁丝缠着。
“江夏同志，这是我们厂的副厂长老宋。”周建明侧身让了让，“宋副厂长，这位是江夏同志。”
老宋伸出手，两人握了一下。
老宋的手掌干燥，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他话不多，朝江夏点了点头，便跟在周建明身后半步的位置，一起往里走。
厂区里很安静。不是那种“井然有序”的安静，是那种“没什么人在干活”的安静。偶尔能听见锤子敲在钢板上的声音，闷闷的，隔很久才响一下，像一个人在心口上一下一下地捶。
焊枪的弧光偶尔闪一下，闪完了，又是漫长的灰暗。
江夏注意到，好几间车间的门关着，窗户上糊着报纸，看不清里面。有一间车间的门半开着，他侧头看了一眼。
里面没人，几台机床停在原地，台面上落了一层灰，灰上印着老鼠的脚印。
周建明走在前面，步子不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好像知道江夏在看什么，但他没有解释，也没有遮掩。
老宋跟在后面，目光扫过那些关着的车间门，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握着笔记本的手指紧了一下。
船台是新的。
水泥基础打得规整，轨道铺得笔直，龙门吊的漆面还发亮。但船台上空空的，没有船体分段，没有龙骨，连一根焊条都没有。
只有几段钢料搁在墩子上，表面刷了防锈漆，锃亮，但漆面已经蒙了一层灰。
“3000吨级的船台。”周建明站在船台边上，手插在工装口袋里，语气平静得像在念说明书，“去年底竣工的，设备也配齐了。到现在，一条船没造过。”
江夏没说话。
他蹲下来，摸了摸那段钢料的表面。漆面光滑，没有焊渣，没有打磨的痕迹，连吊装的绳印都没有。
这钢料从进厂到现在，就没被人动过。
周建明把耳朵上的烟取下来，捏了捏烟卷，又放回去。他的右手摸到左边胸口的口袋，分别转了转那两支笔的笔帽，动作很轻，但重复了两遍。
“江夏同志，”他说，“不瞒你。沪东厂现在开工率不到三成。熟练焊工走了两批，一批去了江南，一批去了地方上的小厂。留下来的老师傅，有的在车间里擦机器，擦了一个月了，机器擦得比新买的还亮，就是没活干。”
老宋在旁边站着，低头看自己的皮鞋尖。皮鞋擦得干净，但鞋底磨得很薄了，后跟钉了一块皮掌，皮掌也快磨平了。
周建明继续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上个月发工资，财务跟我说，账上的钱只够发六成的。我跟他们说，先紧着工人发，干部的工资往后推。推了半个月，还是凑不齐。最后是跟兄弟单位借了一点，才把缺口补上。”
他顿了顿，转过身，面朝厂区。远处有几间厂房，屋顶上的瓦片缺了几块，露出黑洞洞的窟窿。
“我这个厂长，当得窝囊。”
周建明的声音没有起伏，但江夏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右手的拇指一直在摩挲左手虎口的老茧，来来回回，像在搓一块怎么也搓不掉的锈迹。
“人家过年发鱼发肉，我们过年发不出东西，我去找上级哭穷，批了五百斤带鱼，一家一条条，拿回去还不够塞牙缝。工人当面不说，背后骂娘。我能怎么办？我只能听着。”
江夏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他没接话，但他在心里把周建明的话一句一句地过了。
这不是诉苦，这是在亮家底。周建明在告诉他，沪东厂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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