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最着名的举动是“请驾北伐”。他从建炎元年十二月至二年七月，连续上24道《乞回銮疏》，疾呼：“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宗忠简公集》）但赵构畏惧金军，只回“卿言虽切，然朕之深虑，不在河北，而在江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二年七月，宗泽忧愤成疾，临终前三呼“过河！过河！过河！”（《宋史·宗泽传》），一代抗金名将以悲剧方式谢幕。
黄天荡之战（1130）：韩世忠的“江涛困金”
宗泽死后，金军卷土重来。建炎三年（1129），完颜宗弼（兀术）率十万大军渡江南下，追击赵构至明州（今宁波），因“舟船不习水战”（《金佗稡编》）被迫北撤。此时，韩世忠率八千水军屯驻镇江，决心“邀击于江”。
金军自镇江渡江北上，韩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待金军舟船过焦山，宋军“鼓噪而出，舟中忽发一铁钩，钩其首舟，急拽入吾军”，金军大乱。更绝的是，韩世忠利用长江天险，“命以火箭射其舟，舟多焚，敌始骇”（《三朝北盟会编》）。宗弼被困黄天荡（今南京东北）48天，粮尽援绝，“掘蚓为食，易马而炊”（《呻吟语》）。
黄天荡之战虽未全歼金军（宗弼最终凿渠逃至建康），却打破了“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自金人入中原，凡宋师临阵，未尝有敢撄其锋者，至是始知畏。”更重要的是，此战极大鼓舞了江南民心——“父老相庆曰：‘王师果能复中原乎？’”（《鸡肋集》）
2.中兴高潮：岳飞与“连结河朔”战略（1131-1140）
郾城大捷（1140）：岳家军的“铁浮屠”对决
绍兴六年（1136），岳飞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提出“连结河朔”的战略：“若诸将渡河，吾愿为前驱，庶几恢复中原。”（《金佗稡编》）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以河南为跳板，联合北方抗金义军，形成南北夹击”。经过三年整军，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宋史·岳飞传》），麾下“背嵬军”（精锐步兵）八千人，“马军一万五千”，成为南宋最强大的机动部队。
绍兴十年（1140），金人撕毁和议，宗弼率大军南侵，“号百万，分四路入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岳飞抓住战机，自襄阳北进，连克颖昌（今河南许昌）、陈州（今河南淮阳），兵锋直逼旧都开封。宗弼急调精锐“铁浮屠”（重甲骑兵，人马皆披重甲）与“拐子马”（左右翼轻骑，机动突击）共三万余人，直扑郾城（今河南漯河）。
面对金军“铁浮屠+拐子马”的“王牌组合”，岳飞早有准备：“铁浮屠人马皆重甲，吾以麻扎刀破其骑；拐子马轻而不整，吾以背嵬军冲其阵。”（《金佗稡编》）战斗中，岳云率八百背嵬军“手捽刃入阵，父子所向皆靡”（《宋史·岳云传》）；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杀数百人，身被数十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终，岳家军“大破之，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金佗稡编》）。
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推进至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距旧都仅二十里。此时，河北义军“梁兴、董荣等举义响应，所至响应”（《三朝北盟会编》），百姓“顶盆焚香，奉牛酒迎王师”（《鄂王行实编年》）。若能继续北进，收复中原指日可待。
“连结河朔”的理想与局限
“连结河朔”是岳飞抗金的核心战略，其本质是“以民为本”的战争观。《金佗稡编》载，岳飞认为“河北、河东之民，皆吾赤子，岂忍弃之？”因此，他不仅派梁兴、赵云等将领深入敌后，还“榜谕河北豪杰，许以官爵、田宅”，鼓励义军“袭扰金营、断其粮道”。这种“官军-义军”协同模式，在绍兴六年（1136）的“商州之战”中已初见成效：义军“焚其积聚，杀其将校”，官军趁机收复商州。
然而，这一战略最终未能实现，根源在于南宋朝廷的猜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赵构曾对岳飞说：“卿孤军，不可久留。”秦桧更直接反对：“我若北伐，敌必并力来攻，东南危矣。”（《三朝北盟会编》）更深层的原因是南宋的“偏安体制”——自赵构渡江以来，“江左偏安”已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恢复中原”意味着重新承担北方边防的经济压力，触及了江南士绅的利益。正如吕思勉所言：“宋室之亡，非金人亡之，乃其自亡也。”
3.后期拉锯：顺昌、柘皋与和议阴影（1140-1141）
顺昌之战（1140）：刘锜的“以逸待劳”
郾城大捷后，金军主力转向淮南，企图“以战迫和”。绍兴十年六月，宗弼率十万大军围攻顺昌（今安徽阜阳），声称“三日内破城”。守将刘锜仅率二万弱旅，却以“虚张声势”之计化解危机：他命士兵“偃旗息鼓，示以羸师”，暗中“伏兵于城外草苇中”；待金军攻城疲惫，伏兵尽出，“以强弩劲弓射之”，金军“人马辟易，相蹂践死者无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更绝的是，刘锜利用“暑热”：“金人远来，马无刍秣，吾闭城三日，彼自乱矣。”最终，宗弼“拔营北去，自是不敢复窥淮东”（《宋史·刘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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