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文天祥转战于平江、无锡、海丰等地，以游击战术牵制元军。无锡“夜袭元营”一役中，他趁夜色率军突袭元军水寨，烧毁战船百余艘；汀州（今福建长汀）之战，他又分兵三路，利用山地地形迟滞元军推进。这些战役虽未能扭转战局，却极大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元士气。元军统帅伯颜惊叹：“文天祥，宋之健将也！”
（三）五坡岭之变：从抗争者到囚徒的转折
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退守广东海丰。此时南宋残余势力已退守崖山，陆秀夫、张世杰拥立卫王赵昺为帝，局势已如风中残烛。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天祥在五坡岭（今海丰北）休整时，遭元军骑兵突袭。他仓促应战，终因寡不敌众被俘。
被俘时，文天祥“南向再拜”，从容就缚。元将张弘范劝其投降：“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文天祥答：“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宋史·文天祥传》）
五坡岭之变，标志着文天祥“以武抗元”阶段的终结，却开启了“以诗明志”的精神抗争新章。从此，囚笼成了他的“战场”，笔墨成了他的“武器”。
三、囚笼孤光：以诗明志的浩然正气
（一）元营劝降：铁石心肠拒降
从五坡岭被俘至大都，文天祥经历了四年囚禁生涯。这四年间，元廷对他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先是以“宰相之位”相诱，后是以“鼎镬之刑”相胁，甚至派已降的宋恭帝、宋宗室赵尹甫等人劝降。
最严峻的考验来自至元十六年（1279年）的元大都。张弘范押文天祥至崖山，要求他写信招降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提笔写下《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将诗稿掷还张弘范，掷地有声地说：“国亡，吾不能存，岂能活他人耶？”（《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
（二）《正气歌》：精神世界的史诗书写
至元十八年（1281年），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柴市附近的土牢中。牢房阴暗潮湿，“或日杀一人，或夜杀一人”（《正气歌序》），蚊虫叮咬、饥寒交迫，却未能摧毁他的意志。他将所历所感凝于《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诗中，他将“正气”定义为“时穷节乃见”的精神品格，并列举历史上十二位坚守气节的人物：“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些人或秉笔直书，或持剑卫国，或啮雪牧羊，共同构成了“浩然之气”的精神谱系。
《正气歌》不仅是文天祥的精神自白，更是儒家“气节观”的集大成之作。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言：“（文天祥）以一死报国，而其诗亦遂为千古绝唱。”（《瓯北诗话》）这种“浩然之气”，超越了个体生死，成为民族精神的永恒象征。
（三）柴市口刑场：生命的终极礼赞
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亲自劝降：“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虑，以事朕，当令汝为中书宰相。”文天祥北跪，却坚定回答：“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宋史·文天祥传》）
临刑前，他问明南方方向，“南向拜而死”。刑场百姓哭声震天，有老卒认出他的衣服，从怀中取出“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
这一天，是大都百姓永远铭记的日子。文天祥以生命为代价，践行了“舍生取义”的信念，也让“浩然正气”从抽象的理念，化作具体的精神图腾。
四、青史留芳：超越时代的精神遗产
（一）后世评价：从帝王到草民的共同致敬
文天祥之死，震动朝野。元廷虽为胜者，却在《宋史》中给予他极高评价：“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临刑殊从容。”（《宋史·文天祥传》）元世祖忽必烈亦叹：“是好人也！”（《草木子》）
明清以降，文天祥的地位愈发崇高。明太祖朱元璋将其列入“历代忠臣图”，亲自题写“忠烈”匾额；心学大家王阳明赞其“光明俊伟，直与天地同流”（《王文成公全书》）；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物”（《饮冰室合集》）。
民间对他的纪念更显真挚。北京、南京、吉安等地建“文丞相祠”，岁时祭祀；江西庐陵“文山书院”至今书声琅琅；福建、广东等地至今流传“文天祥智斗元军”的民间故事。这些纪念，本质上是对“浩然正气”的集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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