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坐在电脑前，眉头紧锁，内心五味杂陈。他深知，必须要将心声整且准确地传达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事情的全貌。
张启的手指在键盘上缓缓敲击，开始续写这篇意义非凡的文章。“陈安定律师的每一句话，都如同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剖析着当下社会在对待转基因技术问题上的种种症结。他，这位被科技更新圈尊称为‘华夏最倔强的律师’，在一场场官司中，用法律的威严扞卫着科学的尊严，即便百战百胜，却依旧满心忧虑。”
“他曾向我袒露心声，起诉并非本意是要处罚那些人。他做过深入调查，发现其中一些是超过70岁的老人，还有一些家庭妇女，出于体谅，他主动放弃了对这些人的责任追究。他起诉某些人，实则是在向社会发出一种强有力的宣言：
当无底线的羞辱他人成为一种风气，整个社会的道德根基都将被动摇。好人受辱受冤，科学家们辛勤的付出被践踏，而坏人、骗子、心怀不轨者却能借此洋洋得意，谋取大名大利，这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公然挑战。”
“但最大的受害者，并非那些在网络上陷入骂战的普通网民，而是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利益。陈安定律师谈及此处，满脸感伤：
‘就算我打赢了所有的官司，那又如何？我为国家在生物基因科研领域深陷困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某些人仅凭一己之力，就让我国生物基因科研倒退多年！即便我们在辩论中赢了，可科研失去的宝贵时间追不回来了！被扭曲的社会风气转不回来了！被坑害的人民利益弥补不回来了！’
这番话，如重锤般敲打着我的内心，让我深感自己有责任为他发声，为科学正名。”
“回顾历史，总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我最近在看历史作家汤浩明写的《张之洞》，其中两段情节发人深思。
京师清流官员在龙树寺集会，众人谈及洋人可恶，群情激愤。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站起来高呼：‘我们不但不谈洋务，而且还不要洋人得东西。凡是洋人所造得一切，我们都不用。样布不穿，穿我们自织得土布；洋伞不撑，撑我们自制得油纸伞；洋油灯不点，点我们自己得桐油灯；洋枪洋炮不打，打我们自造得鸟枪土炮。’在一片欢呼中，他夺过王懿荣一块俄罗斯造的精贵怀表，用力砸坏在青砖地上。这种盲目排外的行为，看似是在表达爱国情怀，实则是固步自封，阻碍了国家的进步。”
“而湘军重要首领胡林翼则截然不同。他看见英国人的兵船在长江水道上呼啸而过，撞翻湘军的一只小舢板，造成十几名水兵落水。目睹英国人船坚炮利、飞驰如风，胡林翼痛感难以与之匹敌，他感慨‘长毛成不了气候，要不了几年便可削平。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现在还不是敌手’。
在又愤又忧之下，他吐血昏迷。临终前，他拉住曾国藩和彭玉麟的手说：‘洋人可恶，但洋人得船炮可爱。不学洋人造船炮得技艺，大清难以强大。’胡林翼的这番话，展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认识到学习先进技术对于国家强大的重要性。”
“转基因技术，就如同当年的‘洋人船炮’，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技术都不应被某一家、某一国所独有，而应该普及到全球，造福全人类。就说草甘膦，确实是美国企业发明的，但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制造的草甘膦产品，产量达到全球的80%以上，出口到80多个国家。草甘膦都能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产品，转基因技术又为何不能为我国所用，推动我国发展呢？”
“事实上，我国在转基因领域的实力不容小觑。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大育种价值的关键基因100多个，转基因专利总数位居世界第二，发表的相关SCI论文与美国并驾齐驱。经过我国生物科学家多年的努力，一些功能基因、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目前国内两个转基因水稻专利完全归属于我国，不存在我国失去专利‘控制权’的问题。我国专利法规定的交叉许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以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农民留种豁免制度，以及种子法规定的品种审定推广制度等，为我国作物品种的推广和产业化划定了安全线和保护区。
华夏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姜韬教授也强调指出：首先，转基因核心技术是控制不了的，在科学原理上没法保守秘密。其次，不用担忧转基因专利垄断，因为靠专利垄断威胁粮食安全，同样可以因所在国强制使用某项专利而不攻自破。只要我们华夏人有毅力，是不必惧怕外国技术的，外国技术也可以为我用之造福于民，而不是盲目排斥。”
“我们不能再让偏见和无知阻碍科学的发展，不能让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和恶意的诋毁破坏我国科研进步的步伐。每一个人都应当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转基因技术，尊重科学研究的成果和科学家们的努力。让我们共同努力，为科研工作者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在没有干扰和诋毁的氛围中，安心地进行研究，推动我国科技不断向前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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