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郑重地诏告司隶校尉，这一负责监督京师和地方的重要监察官，以及河南尹、南阳太守，明确指出邓骘等人，虽然目前能够安分守己，但邓氏宗门广大，姻戚众多，宾客中不乏奸猾之徒，难免会有人违法犯禁。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必须予以严惩，绝不留情。此诏一出，犹如一道惊雷，彰显了邓绥约束外戚的坚定决心。从此以后，但凡邓氏亲属有犯罪的，邓绥绝不宽恕，一视同仁。
在邓绥的严格约束和精心教育下，邓氏子弟大多能够奉公守法，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其中，她哥哥邓骘的儿子邓凤，接受贿赂的事情被揭露后，邓骘深知此事的严重性，为了向天下谢罪，竟然将妻子和儿子的头发剃光，这种举动在封建社会中是极其罕见的。
封建时代，一直推崇的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历史上许多女权人的当朝时代，也无法去扭转这样的局面。
邓太后临朝执政伊始，便展现出了其开明与睿智的一面。她深知治理国家需要广纳贤才，不拘一格，于是力邀博学高才的才女班昭，参与政事。班昭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在邓太后的支持下，为朝政出谋划策，贡献了诸多宝贵的智慧和见解。
与此同时，邓太后极具前瞻性地意识到，宫女群体同样具备提升和发展的潜力。为了充分发挥宫女们的作用，她开创性地为宫女提供教育。通过设立专门的教育课程和安排优秀的教师，宫女们得以接受知识的熏陶和技能的培养。
在这样的环境下，婢女们出入宫中，不再仅仅是默默无闻的服务者，而是大多能够对朝政得失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她们凭借在宫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所学的知识，以独特的视角审视着朝政的利弊。
邓太后善于发现和赏识人才，对于其中那些资历深厚且德高望重的婢女，她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尊崇，将她们封为“中大人”，使其成为内职。
这些被封为“中大人”的婢女，凭借着自身的经验和威望，在宫廷内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助邓太后管理宫廷事务，维护宫廷的秩序和稳定。
邓太后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当时的朝政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世树立了重视人才培养和选拔的典范。
不仅如此，邓太后还组织放免了部分掖庭宫人。要知道，在古代的放免制度中，通常都是由男性来主导实施的，女性实施放免的情况极为少见。
这种放免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邓太后出于对女性同胞的深切同情与哀怜。她深知这些掖庭宫人的苦楚与无奈，理解她们在宫廷中失去自由的痛苦。邓太后以其女性特有的温柔与善良，打破了传统的束缚，给予了这些女性重新获得自由，追求新生活的机会。
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邓太后的慈悲心怀，更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展现出了女性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关爱的珍贵情感，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一段温暖而又独特的篇章。
当然，对于人才获取，选拔制度是最为直接的。在邓绥的主持下，当时的朝堂开创有道科，完善察举制。
在汉代的察举科目中，“有道”科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一科目始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三月，当时的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邓太后深谋远虑，为了选拔出真正能够为国家和民众谋福祉的贤才，毅然下诏让三公九卿，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积极举荐“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等。
这里所说的“道术”，涵盖了极为广泛且深奥的领域，其中包括神秘莫测的天文，精确严谨的历数，以及救死扶伤的医方等诸多方技术。这些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对于国家的发展，民众的生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公元108 年七月，邓绥再次展现出她对人才的渴求与重视，再次下诏选举“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琁机之数者”。她深知这些精通特殊技艺和知识的人才，能够为国家应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化提供宝贵的建议和策略。
公元111 年，邓太后持续发力，再度下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有道术”之人。不仅如此，她还派出公车特征入京，并亲自表示“朕将亲览焉”，充分彰显了她对人才选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自参与的决心。
正是在邓太后如此大力的推动和选拔之下，“善术学”的张衡得以入朝为官。起初，张衡被拜为郎中，这一职位为他提供了接触朝政，和施展才华的初步平台。
而后，因其卓越的才能和表现，张衡继而升迁为太史令，负责掌管天文历算，这一至关重要的职责。从此，张衡便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研究工作之中，为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太后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汉代选拔了众多优秀的人才，也为当时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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