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离开鲁国一晃儿就是十四年，后来又回到了鲁国。
鲁哀公就问他咋治国，孔子说：“治国啊，关键得选对人儿。”季康子也问咋治国，孔子说：“你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让那些歪门邪道儿的人没地儿站，慢慢儿他们也就正直了。”季康子说最近老多小偷儿了，咋整？孔子说：“你要是自己不欲望太多，小偷儿都不会偷你家。”可鲁国那帮领导啊，就是不听孔子的，孔子也无所谓，不找他们求官做。
孔子那时候啊，周朝已经走下坡路了，礼乐都乱了套，经书也缺失不少。孔子就开始追溯夏商周三代的礼节，整理书籍，从唐虞时代开始捋，一直捋到秦缪公，把历史都编了个序。他说：“夏朝的礼儿我能说个头头是道，可惜啊，现在杞国的那点儿资料不够看啊。殷朝的礼儿我也能给你白话白话，但宋国的资料也是太不给力了。要是资料足够，我都能给你考证出来。”
他研究殷朝、夏朝的变革，然后说：“以后哪怕再过一百代，这些变革都能推算出来，因为一个重文化，一个重质朴。周朝借鉴了殷夏两代，那文化积淀可厚实了。我赞同周朝的做法。”所以啊，现在咱们看到的《书传》、《礼记》都是从孔子那时候传下来的。
孔子跟鲁国的大师聊天儿说：“音乐这玩意儿，你得懂它。开始时候要和谐，然后要纯净，要明亮，要有条理，这样才能出好音乐。”他还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后，才把音乐给整明白了，雅颂都各归其位了。”
以前啊，有三千多首诗，到了孔子那时候，他给筛选了一遍，去掉了重复的，选出了那些符合礼义的。从远古的契、后稷开始，一直说到殷周两朝的辉煌，再说到幽王、厉王的衰败，啥事儿都涵盖了。所以说啊，“关雎之乱”是风诗的开头，“鹿鸣”是小雅的开始，“文王”是大雅的典范，“清庙”是颂诗的起源。这三百零五首诗，孔子都给它们配上了弦乐、歌声，让它们跟古代的韶、武、雅、颂等乐曲相得益彰。从那时候开始，礼乐就有了明确的记载，为王道打下了基础，最后形成了六艺。
孔子晚年喜欢上了《易经》，整天序彖啊、系辞啊、象辞啊、说卦啊、文言啊啥的。读《易经》读得那韦编都断了三回。他还说呢：“老天爷再给我几年活头儿，这么整下去，我跟《易经》那亲密度，就得嘎嘎的了。”
孔子拿诗书礼乐这老四样儿教徒弟，大概收了三千来个弟子，其中身通六艺的全才就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那帮徒子徒孙，跟着学的人海了去了。
孔子教学有四项基本原则：文、行、忠、信。还有四个“不”：不瞎猜，不独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老人家特别小心谨慎的三件事儿就是：斋戒、打仗、闹病。孔子很少谈利、命、仁这些高大上的话题。他老人家觉得，不到学生憋一肚子火儿想不明白的时候，就不去启发他；举一个墙角儿的例子，学生要是不能举一反三，那就拉倒吧，不教了。
孔子在乡里跟邻居们处的时候，那老实巴交的样子，就像个不会说话的闷葫芦。可一到宗庙朝廷上，哎呀妈呀，那嘴皮子就溜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可谨慎着呢。上朝的时候，跟上面的大夫说话，和颜悦色的；跟下面的大夫说话，也是理直气壮的，一点儿不怵头。
进公门的时候，孔子就弓着腰，像个大虾米似的；小步快走的时候，俩胳膊就像翅膀似的呼扇呼扇的。国君叫他去接待外宾，他立马就精神了，脸色都变了。国君一招呼他，他连车都不等，撒丫子就跑去了。
鱼不新鲜了、肉臭了、切得不正，他都不吃。席子摆得不正，他也不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他从来都没吃饱过。
要是哪天哭了，他就不唱歌了。看见穿孝服的、或者是瞎子，就算是小孩儿，他也得严肃起来。
他说啊：“三个人一起走，那肯定有能当我老师的。”又说：“道德不修、学问不讲、听到义理不能跟着走、有毛病不能改，这些才是我最愁的啊。”他让人唱歌，唱得好，他就让人再唱一遍，然后他跟着和。
孔老爷子可是个有意思的人儿，他从来都不聊啥妖魔鬼怪、神神叨叨的东西。
有一次，子贡这小伙子就说：“老爷子讲的文化课，咱都能听懂。可一讲到天道、性命啥的，我咋就听不懂了呢？”
颜渊这哥们儿听了，一拍大腿：“艾玛，你说这老爷子，咋就那么高深呢？你瞅他，越瞅越觉得高不可攀，想钻研他，却发现他越来越难懂。你看他好像就在你眼前，但一眨眼，他又跑你后头去了。老爷子真是会引导人啊，用文化来开阔我们的眼界，用礼节来约束我们的行为，让人欲罢不能。我是竭尽全力了，感觉自己好像学到了点儿啥，但跟老爷子一比，还是差远了啊。我想追都追不上，可真是没辙了。”
达巷党那儿的人就说：“哎呀，孔子这老爷子可真是了不起啊，啥都懂，就是没啥特定的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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