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次日，以病危致仕。数日后，史弥远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 [116]理宗还把本应归还的宰相赐第仍赐史家作家庙。理宗还专门下一道“保全故相史弥远”的御笔手诏，不仅史弥远的罪行一律不准追究，凡涉及三十年来史弥远及其家人的行为都不许论奏，也防止了他人追究自己的得位不正之事。 [118]史弥远死后，人们才发现其流毒比韩侂胄更深、为害更烈。 [331]从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将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颓已不可逆转。 [116]
端平更化
主词条：端平入洛、端平更化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理宗始得亲政，他从小生活在民间，想有所作为。同时，由于史弥远擅权时期排斥异已，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纷争，也不利于统治。为此，他开始采取一些有别于史弥远时代的政治措施，以使各股政治势力趋向平衡，遂诏改元端平，史称”端平更化”。在除史弥远为左丞相的同时，理宗以参知政事郑清之为右相，又以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和陈贵谊并为参知政事，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 [118]
崔与之石刻像
“端平更化”的核心，是在依靠以郑清之为首的拥戴派的同时，斥逐史弥远的某些劣迹累累的亲信，起用曾遭史弥远排斥的一些有声望的官员和理学名臣，并不追究他们对济王事件的态度。于是，理宗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李韶等一些有声望的官员，时人号为“小元佑”。在被召的一些官员中，惟有崔与之以老病辞。但他根据史弥远擅权的弊政，提出理宗要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员和不可偏听权臣一人的意见，对理宗前期的施政具有一定影响。 [118]
同时由于金朝已经大势已去，宋理宗也抱有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的希望。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朝灭亡后，赵范、赵葵、全子才等建策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地，以扼制蒙古军长驱南下，理宗采纳其建议。六月，命赵范移司黄州（今湖北黄冈南），全子才合淮西兵万人赴汴京（今河南开封），赵葵率淮西兵五万经泗州（今江苏盱眙）赴汴，继又进据洛阳。但因经多年战乱破坏，州县多为空城，粮饷不济。蒙古军乘机来攻，又决黄河寸金淀（今河南开封北）灌宋军，宋军多溺死，余部大败而回。 [65]
对外作战失败后，宋理宗便专心进行内政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驱逐史党。他虽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则决不宽贷。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流放“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论劾而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不胜枚举。 [169]
二、审慎用相。在听从崔与之的建议后，理宗决定慎择宰相，纠正了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十分投契。 [169]端平三年（1234年），郑清之罢相。史称郑清之“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169]
史嵩之画像 [121]
端平二年（1233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郑清之去位以后独相三年，参与更化决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 [171]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年）并任左右相。史称李宗勉“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珍，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着，可谓识人。 [169]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时人对他没有好感。 [169]时论评曰：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他为相六年，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淳佑四年（1243年）丁父忧，理宗命他起复，舆论大哗。人们想到史弥远旧事，不断上书抨击他。理宗唯恐他成为史弥远第二，便再未起用。 [170]
杜范画像
其后，范钟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钟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杜范任相，都民“欢呼载道”。淳佑五年（1245年），杜范死在任上，游似与范钟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合，但都能克制。淳佑七年（1247年），边事转急，理宗再相郑清之。但郑清之对御蒙并无贡献，而且“政归妻子”，其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淳佑十一年（1251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谢方叔直到宝佑三年（1255年）才罢相，这时，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 [171]综观理宗前期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很孚人望。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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