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无主之地，正可以大肆推行这“中华学堂”。一旦事成，便可以和行政学堂无缝对接，足可以改变两河教育的现状。
“相公，宣抚司若是不开科举，恐怕会冷了天下士子之心。”
“开科取士，一年不过一二百人，最多不过四五百人。两河“行政学堂”，再加上招贤纳士，至少已是千人。要说冷了天下读书人之心，恐怕言过其实吧。”
王松哈哈笑了起来，神情也变得严肃。
“若是只想当官，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甚至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大宋朝廷哪里可以混混，在我宣抚司治下，想都别想!”
李若虚心里一惊。大宋朝廷不抑兼并，不限官员经商，不惩处贪污受贿，官员上下其手，个个富的流油。到了王松这里，要讲究吏治清明，这些旧派的官员，很多人因循守旧，不与时俱进，恐怕要栽跟头。
“相公在两河垦荒屯田，兴办实业，编练新军，安抚教化，虽是功在千秋，然这兴办学堂，开启民智一事，似乎颇有不妥。”
“哦，李公有话直说，在下洗耳恭听。”
王松不由得一愣。看来对义务教育这件事，李若虚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他并不是独断专行之人，李若虚性烈如火，直来直往，倒是和谨小慎微的马扩、黄纵几人互为补充。
“相公虽是文韬武略，但未必博览群书。相公可曾观过?商君书??”
王松看着小心翼翼的李若虚，哈哈大笑了起来，也瞬间弄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商君书》是战国时秦国名相商鞅所做，也被列为天下第一禁书，历朝历代只能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
想不到这李若虚，竟然也读过此书，而且还对这些邪术如此推崇。
“原来李公也知道商鞅的驭民五术，而且是情有独钟啊？”
商鞅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壹民就是愚民，五术为历代帝王王霸之道，以此为不宣之密。
闭塞试听，让百姓愚昧无知；让百姓整日劳作，耕作不息，没有精力胡思乱想；民辱则官尊，百姓尊严全无；严苛赋税，百姓终日在温饱线上挣扎，人穷志短，易于控制。
这便是弱民之策，和真正儒家思想的“有教无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比起来，实在是惊心动魄、丑恶不堪。
这不由得让王松想起了后世的“总缺三两银子”的典故来。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记载了清朝乾隆时期的数据：中国农民一直以粗粮、青菜为主，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除节日或特殊时间，肉类很少出现在餐桌上。
当时，中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两白银左右，但花销却多出了3两，为35两；在同一时期，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等的发明，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时代。
领先世界千年的中国，为什么无人钻研“蒸汽机”？“3两银子”的收支差额便是罪魁祸首。一个家庭一年挣32两却要花35两，缺少3两银子，不能放开吃，家无余粮，谁有闲情逸致去钻研“蒸汽机”？
商鞅的 “驭民五术”，是古代帝王必学学科。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便会琢磨其他事情。乾隆的“缺少3两白银”，便是就是“贫民、弱民、愚民、疲民”的所谓帝王之术。
李若虚脸上一红，表情却是十分严肃。
“既然相公知道驭民五术，知道愚民、弱民之策，又为何要大办学堂，开启民智，岂不知“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治国之道，首在弱民”。相公大肆办学，开启民智，有教无类，岂不是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
大宋朝廷以文制武，却也是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除了少数的文化精英，大多数的百姓，不还都是老老实实的穷苦人家吗。
要是百姓都富有，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起义了。宋史所载，宋朝300余年，农民起义433次，但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最大的也就是北宋徽宗年间的方腊起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大宋朝廷实行的养兵政策，一到荒年或百姓造反，朝廷就大量从流亡人口中招收青壮以充实兵源。大家都去当兵吃皇粮了，哪还有人去造反。
但这却造成了宋朝“冗兵”的弊病，终宋一朝，军队良莠不齐，国家军费浩大，成了任人宰割的牛羊。
“士之蹈义而死，杀身成仁，为道而死，死而无憾。若不开启民智，以律法约束行为，百姓岂不愚昧无知，只知小利而不知大义，全无血勇，尚武之风全无，这又岂是治国之道?”
王松发出一声长叹。没有知识和思想的民族，又何谈崛起和伟大?
就像这战争，百姓和将士得知道为什么去打，否则就像历史上的一样，以至有了靖康之耻，偏安江南，最后是崖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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