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虽然有五大窑，定窑和磁州窑也居于河北，但金人南下，早所过残败。只不过民间匠人犹存，要恢复起来，并非难事。
自从在固镇建了铁厂以来，王松又聚起了一批河北民间匠人，把磁州窑和定窑的生产又恢复了起来。
磁州窑是北宋制瓷工艺的珍品，也是北方着名的民间瓷窑，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一带生产磁州窑器的民窑甚多，恢复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至于定窑，和磁州窑大致一样。民间会烧窑器的匠人不在少数，恢复也是极其容易。
磁州窑品种诸多，以白地黑花、刻划花、窑变黑釉最为着名，而定窑则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改烧宫廷用瓷，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
定窑和磁州窑瓷器都是大宋名瓷，不仅在大宋国内风靡已久，在海外也是广受欢迎。王松把它们恢复起来，自然是要延续中华文明，并且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毕竟，军中的饷银和赏赐，有很多都要他王松自掏腰包。就拿抚恤和犒赏来说，一场仗下来，那就是天文数字。
玻璃为梵语，非后世所谓之玻璃。又作颇黎，汉语译作水晶，有紫、白、红、碧四色。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云：玻璃，本作颇黎，颇黎国名也。其莹如水，其坚如玉，故名水玉，与水精同名。
就像王松让人所做的千里镜，用的就是天然的白色水晶，事实上也就是透明玻璃。
后世玻璃是廉价之物， 一个普通水晶玻璃杯，也就三四块钱，家庭也都是玻璃窗、玻璃门。就连一般的家庭也随便能买的起一架普通的望远镜。
事实上，玻璃在历史上曾是最昂贵的物品之一。直到吹制法发明之后，玻璃才逐步成为日常用品，在此前二三千年的悠长岁月里，玻璃一直是与黄金和宝石比肩的奢侈品，只有少数上层显贵才能享用。
玻璃在华夏历代的市场潜力并不大。玻璃的酒杯或花瓶，与瓷器相比较，无论是从成本上讲还是从美观上看，并无优势。瓷杯比玻璃杯更适合华夏的茶文化和白酒文化。当然，反过来也成立：玻璃杯比瓷器更适合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和啤酒文化。
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是用白玉做成的杯子。不过在王松看来，若是要喝葡萄酒，玻璃杯要更好一些，更能阐释西方礼仪。
用玻璃做窗和华夏传统文化有一定冲突。华夏文化讲究底蕴和内涵，含蓄和朦胧，不喜欢透明直白，一览无余。很多事情都是心照不宣，隔层窗户纸，虽然一捅就破，但捅破就大煞风景。
但是，作为精美的艺术品，王松相信，只要玻璃一面世，必会赚得盘满钵满，人们也会趋之若鹜，形成市场新宠。
部下雄兵数万，将士的犒赏和抚恤，再加上火器的研发，每月花费就得近十万贯。这也是王松一直以来头痛的问题。
自古以来，庶政的根本就是银钱。
囊中羞涩，就得开源节流，最重要的还是在开源上。
绞尽脑汁之下，后是与他工作经历有关的几样产品立即涌上心头，其中之一就是这玻璃。
大学毕业后，他曾进了一家北方最大的玻璃公司，担任国际部的一名外销员。不过，性格孤僻的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四年之地，四处碰壁，最终在黑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法自拔。
好的一方面就是，他对玻璃制品的生产，从原料到成品，从生产时间到生产温度，从生产工艺到吹拉成型，可谓是无一不通。
而年年春秋广交会，也使得他对各类玻璃产品熟稔于胸。若是把后世的玻璃生活、摆设用品投放到900年前的国度，一定会惊世骇俗，赚个盘满钵满。
“将军，你觉得如何? 若是觉得不好的话，小人可以马上去改进。”
来自定州的定窑窑工张民，站在一旁，毕恭毕敬地说道。
从春天到秋天，半年多过去了，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失败，试验，终于透明晶亮的玻璃制品生产出来了。
虽然林天佑自己自信满满，但还是需要得到王松的最后确认，方能正式投入生产。
玻璃和陶瓷生产过程差不多，可是从原料的不同，窑炉的构造，生产工艺的控制，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玻璃器皿，锅碗瓢盆，玻璃杯、花瓶、玻璃珠，晶莹剔透，琳琅满目，精美绝伦。
而这些花瓶，水杯，圆碗、圆盘、圆形玻璃杯等等，此刻在王松眼里，就是一个个大金块，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几块平平整整的平板玻璃，就放在桌边。虽然没有后世那么平、那么透，但在这个时代，已是绝无仅有了。
林天佑收回心思，沉声道:“张民，你做的不错。把第一批生产的产品确定下来，我来禀相公，相信过不了几天，就可以安排生产了。”
张民虽然是主事，但他只负责玻璃工厂的生产，至于工厂的实际管理者，则是邓世雄和林天佑，二人负责玻璃厂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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