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章的主题来说，我们不但需要追求深度，还应该力求创新，做到“深”与“新”的完美结合。这里所说的“新”既与选取独特视角、把握个性特征有关，同时也与主题所具有的时代意义紧密相连。古人曾云：“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意思就是尽管出于自己的构思，但最害怕别人走在前面；又有“惟陈言之务去”之说，即前人已经表达过的思想和语言，必须坚决摒弃，不再重复使用；还有“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如果没有新颖的立意、独特的语言和全新的变化，就无法在一个时代中脱颖而出。这些观点都强调了创新在写作中的重要性。所谓“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这句话意味着如果没有开创前所未有的事物，如何能够将其传承下去并流传到后世呢？这实际上涉及到文章的“主题”以及文章写作的“当代性”问题。缺乏新的创造，即缺乏“当代性”！而新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主题的新颖程度上！
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创新。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主题的“当代性”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且变化迅速。以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为例，除了在最初阶段还在习惯的轨道上滑行一段时间之外，紧接着就出现了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等。这些文学流派之间有着大的阶段划分，但同时每个阶段内部又存在着小的层次差异。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相互竞争，追求创新。一般情况下，其他类型的文章的主题也是如此。对于新闻而言，“新”就是其生命所在，如果没有了这个元素，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新闻了；而学术论文和科技着作更是如此，它们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肩负着揭示最新科研成果和传播最新科技信息的重任，所以说“新”同样也是其存在的意义所在。至于政治论文（如社论、评论等）以及杂文（也就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则可以说是社会的神经和攻防的手足，这两者的“当代性”也是相当突出的。
伟人曾经指出：“文章的写法应该有所改变。当前，在解放区的军民中，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对美蒋抱有幻想，因为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而一味地描述美蒋多么强大、凶恶，在七月之前或许还有一定必要性，但七月之后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如今，解放区军民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能否取得胜利以及如何赢得胜利，尤其是在失去一些地方后，人们对此尤为关切。所以，我们的文章和新闻报道的重点，不应仅仅强调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残，更应着重阐释尽管敌人拥有两百个师的兵力，得到美国的援助，并占领了一些地方甚至可能继续占领更多地区，但由于各种因素，我军必将战胜蒋军。每次取得胜利，都应撰写一篇社论来鼓舞士气并加以论证；而每当失去一个重要地方时，则应编写一篇简短的文章予以解释，说明只要消灭敌人，未来就能够收复失地。”
所谓“写法应改变”,就是指的这种“立论之重点”的改变,亦即“主题”的改变。七月以前有“必要”，七月以后就必须“改变”了:因为七月敌人发动了全国性的内战。你看,这主题的“当代性”是多么严格、多么灵敏啊!
因此,作者应当站在时代的前列。要敏锐感应时代的气息,紧紧按着时代的脉搏,正视现实,探索人生，及时而准确地提出并回答“当代”人们普遍关心的各个方面、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以鼓舞人们前进的斗志,奋发的希望,使自己的文章里能跃动着强烈的“当代精神”的热流。“向后看”没有出息。“超时代”纯属逃避。“总而言之，有天才的人们全是历史纪念碑。无数历史事实都反复验证了这样一条题理:越是具有鲜明“当代性”的文章,越是具有它的独特的历史价值。
五明认为，写“人”的文章，要着力于对人物“思想”的发掘,要努力寻求出支配人物一切言行举止的那种思想境界的“制高点”。“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只有寻求到了这种蕴含在人物性格、气质、感情中的那种独异的“精神美”来，它才能“照亮”人物,才能解释一切、支配一切,笼罩一切!
五明觉得，记“事”的文章,要着力于对事件“意义”的探求，要在事件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思想意义中找出你认为最重要、最动人、最独特的“闪光点”。只有寻求到了这种“最佳角度”上的潜在于事件底里的“哲理美”来,它才能“贯穿”情节，才能解释一切、支配一切、笼罩一切!
五明认为，论“理”的文章,要着力于事物“矛盾”的剖析，要善于在事物众多矛盾之中抓住“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并“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地去分析、综合问题,“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类文章的主题“提炼”(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术论着),一般说都是贯穿于整个研究、实验过程中的。它是一种“真理”的揭示,一种“规律”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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