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春，从山东一带逃荒的人群开始急剧增加，去年一年就来了三十多万人，比往年多了十万。可今年开春，来逃春荒的就高达三十万人，大连、营口到处都是逃荒者搭乘的小船。
闽辽官员马上注意到了这件事，并经过调查汇报给了刘勇强。
“今年进闽辽逃荒的人可能会超过百万。大家都要做好应对准备。”
整个闽辽的统治机器转动了，尤其是东北，这里始终是军管状态，效率极高。
而且已经运行多年，磨合的非常好。
组织移民，编组，设立村屯。跟以前主要沿河不同，这一次全都沿着铁路分布。主要安置在黑龙江一带，也只有这里还有大面积的未开垦土地。
逃荒的人群和范围很快扩大化，下半年开始，河南、山西的逃荒人群大量涌入。以前山西、河南进入东北的主要是零散人员，比如山西的晋商，河南人以打工为主。
逃荒的数字远超了刘勇强的预计，仅仅上半年就达到了一百万人。不过也平稳，一百个壮丁编入一个村屯，作为军事化管理的地区，一天也就安置30个村屯罢了。
但到了年底压力陡增，因为此时每天涌入各港口的，已经不是几千而是上万人。安置村屯，发放种粮和食物，提供建筑材料等程序，让闽辽的管理系统有些承压，各地开始出现小范围混乱，个别领不到物资的饥民冲击了附近的村屯，吃了大户。
还好总算撑过了年，但饥民数量还是增加的。
“军管！”
刘勇强召开大会，提出进行彻底军事动员的方案，只要挺过了这场大灾，闽辽整个国家机器都能接受一次洗礼。
此时整个清政府都知道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整个北方受灾，从辽东一直到甘肃，甚至安徽和四川北部都是灾区，波及人口超过一亿人，早就不是清政府这种腐朽机器能够应对的局面了。
各地督抚自行其是，地方势力纷纷救灾，连老外都来掺了一脚。李提摩太深入山西，通过教会进行赈济，而江南乡绅集团一边为了自救，担心汹涌的流民进入江南冲垮江南的社会秩序，他们太恐惧一场太平天国运动了，所以纷纷募集资金，北上救灾，而且坚决反对教会的救灾，因为这会使老百姓入教。
刘勇强也竭尽全力做事，个人捐助了一千万两购买粮食，然后转运给灾区官府。虽然知道其中有些肯定会被官员贪腐，但只要粮食进去了，就能活人。刘勇强此时也不怕满清官员对他的避讳，派人给各地督抚写信，商讨救灾行动。告诉他们，只要人能来到东北就能活。
此时重灾区山西危机最重，而在这里当巡抚的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国荃没有回信，但是打开关口任由山西人去口外谋生。此时河南官员采取了抵制，他们发出官告，一方面抵制洋教，告诉老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要加入洋教祸害人，结果真有举家饿死的；一方面限制老百姓流动，担心出现李自成。
连续两年灾荒，清政府几乎没什么作为，并没有高效行动起来，中央集团是分裂的，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并没有随着这场灾难而结束，中央的大笔资金主要还是流入各种洋务事业中。
李鸿章开启了北洋海军建造，每年都有固定的拨款，由海关直接提走，这笔钱并没有停下。
不过李鸿章却帮了刘勇强一个大忙，闽辽抽调了大量技术人员，大大加速京西铁路的建设，铁路只用了一年半就通到了黄河边的郑州，这样大量河南人只要能抵达郑州，就能坐上火车前往天津出港。
此时清廷却对此进行禁止。
刘勇强此时不得不给外交部也下达了命令，外交活动转向救灾，全力跟清廷沟通。
“动员军队？”
这时候施里芬这个总参谋长给刘勇强提出了这个建议。
这个时候动员军队。
施里芬点头：“这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到底是德国人，就知道靠这个解决问题。
但刘勇强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清廷的保守派那边，真的出了一群奇葩。他们纷纷反对老百姓去东北，认为这会壮大闽辽，哪怕官面上，刘勇强始终打着东北各个将军的旗号，但心知肚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的清流上奏，说刘勇强是效田氏买国之举，借此邀买人心，若任由刘勇强来救灾，老百姓就要背离朝廷了。
这些人真的没把人当人，老百姓吗，那能算人吗。
“那就动员！”
之前在施里芬的推动下，闽辽已经全域军事化，将原来的民屯转为军屯，这两年又吸引流民新增了五千军屯。军屯覆盖人口700万，极限动员200万军队。当然现在还做不到极限动员，因为大量新军屯连基本训练都没完成。步枪都只生产了50万支。
所以动员只是动员了1万座老军团，第一批次动员，10万大军应招入伍。进军方向是蒙古，沿着长城一线，从山海关起直到大同，每10里设一个据点，接应出关难民。同时威慑清政府，要他们开关，舰队驶近大沽口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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