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郡和县两级行政区分别设立了意义重大的劝农使和劝农卫，大力奖励农户积极发展农桑养殖，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条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主要集中在兴修水利方面。
当张士诚带领当地百姓积极兴修水利，开河疏港之时，他们仿佛是一群无畏的勇士，与那水患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成功解决了自南宋末年以来江南一直存在的水患问题，这不仅极大地繁荣了农桑经济，同时也如同一股强大的动力，促进了手工业、纺织业和漕运业的蓬勃发展。
第四条是那具有开创意义的开辟军垦农场之举。
当军队进入苏州之后，十几万的庞大军队需要巨额的军饷来维持，在这和平时期，李行素建议张士诚派遣军队与当地农民一同，开垦苏州府城外的南园和北园两片荒地，让这片土地全部种植上粮食作物，使得军队的粮食生产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犹如一座坚实的堡垒。
第五条是对出口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极度重视。
张士诚极其注重海外贸易，如同一位勇敢的航海家，鼓励有能力的商人勇敢地出海经商。在太仓港设立“镇海万户”，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运输和贸易，让那贸易的船只如繁星般闪耀在大海之上。
第六条是对货币发行的果断决策，毅然取消元朝那如烂印般的纸钞。
根据李行素提出发行自己货币的要求，需要大量的黄铜来铸造铜钱。张士诚如同一位果敢的决策者，令人将承天寺的铜佛毫不犹豫地融化，铸造出了那充满希望的“天佑通宝”，以此取代元顺帝那肆意滥发的至正纸钞。
与纸钞相比，铜线滥发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而且不易伪造，因此有效地稳定了江浙地区的物价和市场。对于融化铜佛这一举措，李行素持保留意见，毕竟他深深明白古董文物的珍贵价值，因而积极劝说张士诚尽量保留古董和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物。当然，对于文物保护这一块，对于张士诚来说，让他真正理解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
第七条是对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如同呵护幼苗一般，大力发展这关乎百年大计之事。
为了推动教育发展，整饬民风，颁布了那意义深远的《州县兴学校令》，诏令内容如洪钟大吕般振聋发聩：“风化之本系人伦，贤才之兴关学校。今者豪杰并起，相与背叛，良由父子、夫妇、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义不明，廉耻道丧，王纲解纽，实在于斯。凡属州县，务必稽考前典，务必选拔出那些明博好礼之士，让他们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
第八条是那具有创新意义的开设大学，改良科举制度，积极招贤纳士。
在苏州府设立那充满学术气息的学士院，开办那知识渊博的弘文馆，招纳“将吏子弟、民间俊秀”，入学者的日常饮食和津贴都由大周政权慷慨提供。
后来的至正二十二年、二十五年，在江浙地区先后两次举行乡试，遴选出了一批优秀的读书人入仕。
同时设立那广纳贤才的礼贤馆，让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纷纷如归巢之鸟般前来投靠，施耐庵、罗贯中、陈基、陈维先等元末名士都曾在张士诚帐下任职，为其出谋划策，犹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这片天空。
以上这由李行素亲自出谋划策、殚精竭力制定的八条治国理政方针，是张士诚的政权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改革的大胆尝试。
这八条治国理政方针政策，如春风化雨般，使得江浙地区的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流民纷纷如归巢之燕般返乡，重建自己的家园。
这些执政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不少如沈万三这样通过做生意而成为一方巨富的传奇人物。
苏州有句民谣：“生不谢宝庆杨，死不怨泰州张”，前者是指元朝的统帅，后者则是指张士诚，可见苏州人民对张士诚的爱戴与感激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这些措施在现今看来或许都已颇为熟悉，并不觉得有何特别了不起之处，但如果将其放置在当年的那个特定时代，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脱离时代束缚之感。
这都是李行素根据当时苏州的形势以及后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张士诚所提供的精准建议。后世之人往往只知道感谢张士诚，却不知如果没有这位仿佛后世穿越过来的大才子李行素，仅凭一个私盐贩子，又如何能够想出如此之多远远超出当时封建年代的便民利国之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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