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凉第四任当政者张骏被凉州百姓誉为“积贤君”。那时前凉表面刑清国富但灾荒饥馑却时常发生。《晋书·张轨传》载：顷年频出，戎马生郊，外有饥羸，内有虚耗。这一切关乎民生疾苦的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前凉当政者的格外重视。张骏构思了一个宏伟的设想：准备改造沙漠，以次来扩大耕地。
于是在一次朝会上他和诸大臣们商量如何实施“治沙田”一事，却招来了大臣索孚的极力反对。索孚说：“凡为治者，动不逆天机，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谷，不垦磐石，禹决江河，不逆流势。”争论的结果不言而喻，张骏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远调到伊吾做都尉，专门负责这一区域的屯戍。
张重华即位后，进一步施惠于民。他的施政策略是“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在这诸多策略中，“省园囿”的民生福利性程度最大。前凉园囿之兴，开始于张茂筑灵均台，止于张骏筑谦光殿。这期间，许多“崇饰台榭”的工程，既广占耕地，扩大了土地占有方面的矛盾，又费时费力，加重百姓徭役负担。
另外园囿之兴还使得当政者沉湎于酒色园林之娱，荒废军政要务。张重华将园囿开放，供民耕垦。这项措施的实施，还省掉因土木兴建对劳动力的征发，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使百姓能休养生息。“除关税”并不是完全废除取消关税制度。
自张骏经营西域取得成功后，中西贸易日见活跃，关税和市税已经成为前凉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因此，张重华实施“除关税”的举措是为了维护前凉的一统政治和减轻胡汉商贾的负担。因为，据史载：前凉政府在河西主要城市收市税，虽然关税取消，但由于通商的人多了，市税收入也就大幅增多，并不影响政府收入。
张氏子孙世代保守的凉州，是当时中国北部最为安定的地区和文化中心，都城姑臧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北原是通往西方的陆路交通要道，商业繁荣，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也较发达。西晋灭亡后，内地流亡人民相继到来，劳动力增加，生产经验传播，凉州的社会经济更有发展。当时的凉州还是中国北部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和接受西域文化最早的重要地区，有南有建康，北有姑臧的美誉。
学术思想
“古之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教育，同样对于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历任统治者来说，是一项势在必行，必须解决的民生问题之一。从张轨时，便视教育和倡导教化为治理凉州的根本策略之一。他“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乡射之礼”，这是一段记载于《晋书·张轨传》中的文字，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深感张轨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他文教兴邦的凌云壮志。到张骏时，“以右长史处领国子祭酒”。再到张祚时，曾以安车束帛征郭荷为博士祭酒，荷不受。
前凉时期的教育主要以“文治兴邦”和“教化齐俗”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与初期的政治密切结合，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河西地区一步步走向安定，河西文化也繁荣起来。所以在北魏攻破北凉后，“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于平城”，这群人中，如索敞、刘昞、阴兴等人，北魏主“皆礼而用之”，并且北魏朝野中还盛赞“凉州虽地处戎域，然自张代以来，号有华风。”
民生教育问题解决了，再加上慎刑息兵的政策，前凉成为十六国当中君主最多，持续时间最久的朝代（前凉历九主，75年）。正如史家们评说的那样，张轨及其子孙们在西北“内抚遗黎，外攘逋寇，世既绵远，国亦完富”，为保宁河西，发展西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功绩。
前凉能在纷乱的战争局面下较安定地发展，一方面使其西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名教治国思想指导下的得力的治国措施。在社会上升时期，儒家思想的优越性是显然的，前凉以儒学为主导的治国方略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继承前代崇尚文教的传统，不但提高了河西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使各民族的文化心理更加接近，促进了该地区的民族融合。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移民实边以来，凉州成为汉族和西北各民族直接接触和交往的地区，成为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地带，在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新朝末窦融统治雍州（河西）时，如出一辙。这一地区的安定与否至关重要。
东汉末年乃至西晋，由于统治者游牧民族政策的失误，已经对丝绸之路经营的失误，导致这里民族矛盾激化，各族间的战争频繁，如在东汉末期的羌人起义、西北鲜卑为主的凉州之乱，所以处理民族关系是保证凉州安定和发展的关键。
前凉的缔造者本就为凉州人的张轨在弭平“凉州之乱”过程中就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任凉州刺史时能切中要害，倡导儒学之风，以宽松的文教政策吸收、容纳各族文化，逐渐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各种文化的融合体。再加上一系列回复货币流通、发展生产的措施，促进了凉州的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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