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的人，像蒲公英的种子，乘着时代的春风，飘散到四面八方，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县城，省城，甚至京城，都有刘家子弟。他们在工厂里成了技术员，在机关里当了小干部，在学校里做了老师……眼界开了，世界大了。提起老家那个佝偻着背、满肚子阴损算计的马赶明，他们只是摇摇头，嘴角扯出一丝近乎怜悯的冷笑，像拂去衣襟上的一粒尘埃。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连恨意都懒得给予。对手？他早已不配了。这种彻底的漠视，比当年刘汉山抢走他的“铁饭碗”更让他难受，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又像被整个时代悄无声息地遗弃在身后。
他要刷存在感，要证明自己还是个人物，可刘家这座山，他如今连仰望都觉得脖子酸，更别说去碰了。于是，他那双浑浊却依旧不安分的眼睛，转向了侯家。
祸根的引子，烧在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人身上——侯二妮。
就是当年被黄秋菊“出法”吓疯的那个姑娘。如今的侯二妮，二十七八岁了，在乡下早该是几个孩子的妈。可她依然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或者说，像个时好时坏的梦游者。不发病的时候，她也能帮着家里烧火做饭，喂鸡喂鸭，眼神清亮，说话也利索，除了反应比常人慢半拍，看不出大毛病。可一旦那股“疯劲”上来，她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眼神涣散，又哭又笑，嘴里胡言乱语，最吓人的是，她会旁若无人地在大街上脱光衣服，手舞足蹈，仿佛沉浸在一个无人能懂的狂欢世界里。
就因为这个病，没有正经人家敢娶她。同龄的姑娘早已为人母，孩子都背起书包上学了，她还是侯家那个“疯疯傻傻、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像一块无法处理的瑕疵，尴尬地杵在侯家的门楣下。
偏偏，有人盯上了这块“瑕疵”。
这人叫马红河，论辈分是马赶明未出五服的堂兄弟——他们的爷爷是亲兄弟。马红河家，是刘庄村另一段荒唐历史的注脚。他爹马尾巴，在1949年那个山雨欲来的春天，不知听了谁的撺掇，或是被“捡便宜”冲昏了头，咬牙买了邻村吴家急于脱手的十亩上等水浇地。价格低得离谱，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一辈子没出过兰封县的马尾巴，哪里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天翻地覆，还以为捡了天大的便宜，喜滋滋地在地里种上了玉米花生。
结果，玉米还没抽穗，土改的风暴就席卷而来。那十亩地成了他“地主成分”的铁证。更绝的是，当时马高腿当村长，村里地主的名额有富余，这顶沉甸甸的、人人避之不及的“帽子”，最后就“便宜”地落在了最没根基、最不识时务的马尾巴头上。
一顶“地主”帽子，压垮了三代人的脊梁。马红河兄弟三人，老大四十多岁了，只能去更偏远的山区，“骗”回来一个同样有难处的女人凑合过日子；老二攒了半辈子钱，四十多岁跑到正打仗的云南边境，趁乱“领”回来一个想逃离战火的姑娘；老三就是马红河，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一条，家里穷得叮当响，成风又坏，正经姑娘谁肯跳这个火坑？
于是，马红河那双被贫穷和欲火烧得干涩的眼睛，就落在了隔壁的疯姑娘侯二妮身上。一个是被成分和贫困判了“无期徒刑”的光棍，一个是因疯病被婚姻市场彻底抛弃的姑娘。在刘庄村边缘的角落里，他们成了彼此眼中，唯一可能“够得着”的猎物和归宿。
马红河开始了他笨拙而执着的“攻势”。侯二妮疯癫时，他躲得远远的；等她清醒些，他便凑上去，塞给她一把炒花生，几颗廉价的水果糖，用干巴巴的话哄她：“二妮，赶集去不去？哥给你买油条吃。”“二妮，这花头巾好看不？送你了。”
事情的发展快得超乎所有人预料。等侯五察觉出不对劲，女儿的身子已经显怀，估摸着有五六个月了。
晴天霹雳！
侯家炸了锅。侯五自己觉得丢人败兴，缩着头不敢声张，可侯家的其他房头不干了。侯家如今在村里也算人丁兴旺、有头有脸，出了这等丑事，还是跟马家那个地主崽子！这简直是往侯家整个门楣上泼粪！
不知是谁吆喝了一声，侯家几十口子青壮男丁，像一股愤怒的洪流，抄起锄头铁锹，直扑马红河家那两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马红河早听到风声，鞋底抹油溜了，留下他年迈的娘和木讷的大哥。侯家人找不到正主，怒火全撒在了这个破败的家上。鸡被拧断了脖子扔出院墙，唯一的一头半大羊羔被当场宰杀，血溅了一地。屋里的坛坛罐罐被砸得粉碎，刚磨的半袋白面被扛出来，直接倒进了臭气熏天的粪坑。马红河娘攒了半辈子、压在箱底几件囫囵衣裳，也被翻出来，扔到院子里，一把火点着，黑烟滚滚。
老太太哭天抢地，想去拦，被推搡到一边，跌坐在泥地里。马红河的大哥抱着头蹲在墙角，一声不敢吭。
“烧了这贼窝！”有血气方刚的后生红了眼，真的找来了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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