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林砚舟，是在市检察院三楼东侧最尽头那间没有门牌的询问室里。
铁灰色窗帘半垂，窗外是初冬阴沉的天光，照在桌面一叠泛黄卷宗上。他坐在对面，穿一件洗得发软的深灰羊绒衫，袖口微微卷至小臂，露出一截线条利落的手腕。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素圈银戒，内侧刻痕模糊，像被摩挲过很多年。
他没看我，只用指尖轻轻叩了叩卷宗封皮——那是2017年“梧桐湾碎尸案”的原始侦查卷，编号XZ-2017-0489，至今未结。
“陈检察官，”他开口，声音不高，却让整间屋子的空气骤然绷紧，“你确定要听我说完？”
我没答。只是把录音笔推到桌沿，按下红色按钮。咔嗒一声轻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这是我的第十七次提审。也是他第七次同意开口。
而他，是本案唯一活下来的目击者，更是我亲手签批的——污点证人。
——
我叫陈砚，三十二岁，市检察院公诉二部主办检察官，专办重大恶性刑事案件。从业九年，起诉准确率99.7%，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同事叫我“陈铁面”，嫌疑人律师私下唤我“陈判官”。没人知道，我书柜最底层锁着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烫金已褪成哑光灰，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七十三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标着红字：未诉、撤回、存疑不诉、证据灭失……其中，有六个名字被一道粗黑横线狠狠划掉，像被刀劈开的伤口。
林砚舟，是第七个。
2017年10月12日，梧桐湾码头3号泊位，一艘报废货轮“海鸥号”底层舱室发现两具女性尸体。死者均为本市某艺术院校在读生，死亡时间相隔四十八小时以内，死因均为机械性窒息，颈部有相同制式尼龙绳勒痕，指甲缝中检出微量同源蓝色纤维——后经比对，与“海鸥号”驾驶台旧帆布椅套成分一致。
但真正让全城震动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现场留下的东西：一张A4纸，打印着宋体小四号字：
“她们看见了不该看的。
下一个，是你。”
落款处，画了一只歪斜的、只有一只眼睛的乌鸦。
警方立案侦查，三个月内排查三百二十七人，调取监控八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小时，DNA比对样本六千余份。线索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掐断——所有指向性证据在关键节点全部失效：目击者突发失忆，监控硬盘“意外”格式化，唯一目击船员在移送途中坠桥身亡，尸检报告称“高坠致颅脑损伤合并窒息”，可他手腕内侧，有一道新鲜的、细如发丝的割痕，深仅0.3毫米，恰好切断表皮神经末梢，却未伤及血管。
我是在案发第四个月接手此案的。那时它已被列为“疑难积案”，移交至公诉部门作“诉与不诉”评估。我翻完全部卷宗，在第217页勘验照片背面，用铅笔写下一个名字：林砚舟。
他不是嫌疑人。他是死者之一——苏晚晴的男友。
也是当晚，最后一个与她通话的人。
通话记录显示，10月11日23:47，苏晚晴拨出电话，时长4分12秒。对方号码归属地为本市，实名登记人为林砚舟，职业栏写着：自由摄影师。
可警方查无此人。户籍系统里没有林砚舟；社保、学籍、出入境、车辆登记……所有官方数据库均无匹配信息。他像一滴水，蒸发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
直到三个月后，他在市局信访接待室门口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里面是一张U盘，和一张手写便签：
“陈检察官：
你说得对，她们看见的，不是杀人过程。
是‘验收’。
——林砚舟”
U盘里，是三段视频。
第一段，拍摄于“海鸥号”驾驶台。镜头晃动，角度极低，像是藏在仪表盘下方。画面里，两个穿深色工装的男人正将一具裹着黑塑料袋的躯体拖进舱口。其中一人侧脸清晰——是时任市交通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周振国。他摘下手套，用一块蓝布反复擦拭右手食指，仿佛那里沾了什么极难洗净的东西。
第二段，拍摄于梧桐湾海关缉私科档案室。时间戳显示为2017年9月28日。林砚舟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压得极低，带着金属质感的电流杂音：“……第三批‘货’下周抵港，集装箱编号CX-8827，报关单已做‘工业废料’备案。周队说，验收标准没变——活体，完整，无旧伤。”
第三段，只有十秒。黑暗，呼吸声粗重。一只手伸入镜头，摊开掌心——一枚银色U形扣，表面蚀刻着微缩字母：W.T.S.2017。
我认得这个标识。去年侦办的“白鹭跨境走私案”中，缴获的三十公斤高纯度芬太尼，就封存在贴有同样标识的真空铝箔袋里。而该案主犯，已于庭审前在看守所“突发心梗”死亡，尸检报告显示，心肌酶谱异常升高，但冠状动脉无狭窄，心电图呈典型洋地黄中毒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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