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还是人口问题，建州今年的人口，按各乡县上报的数据来统计，达到了近三十万，远超过了真实历史上玄宗年间十七万的最高水平，仅建安一县，就达到了十五万的人口。但这和长安过百万的人口比起来，还远远不如。
建安也只有在流水大席期间才能有那么一个月左右，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超过五十万，但这些人口所消耗的物资，差不多已经是建安所能提供的极限，想要有更多的人，就必须有更多的常住人口，而且这些常住人口还必须有谋生途径才行。
但有一点，是黄良和林明感到自豪的，建州人平均上缴的赋税是全大唐之冠，这也意味着，建州民众比长安民众的生活更富裕，收入更高。现在并不是只有建州是按商品的价格收税，早在去年，朝廷一纸令下，全大唐的行商，都改为了按价格收税，而不再采用按体积或按重量来收税了，除了粮税还必须缴纳最低额度的实物税外，其他的税全都用银钱或粮食折算。
简单说，如果一家人，以前按实物税，粮食一项，如果产出一百五十石则需要交十石的税，按新税法后，如果产出三百石，则必须交纳十石的粮食，另外十石，可以交钱，也可以交粮。
这个措施一下，对商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差别，普通商品才十五税一，民众急需的日常用品还低到了二十税一，这一点税占他们的利润并不高，而且，还省了许多麻烦。以前，像是卖茶叶的，如果交实物税的话，也是交茶叶，经常会被衙门以茶叶发霉，或者茶叶受潮等等理由克扣或着拒收，劳心劳力不说，光运来运去的花费就不少，现在好了，统一用银钱缴税，该多少就是多少，自己省事，衙门也挑不了刺。多交一点税和花费少了两厢里一冲，没什么变化。
至于说像红菇啊，金器，玉石珠宝等其他贵重商品按六税一的高额征收，和其中的暴利相比起来，这点税也算不得什么，而且，从事这些商品贸易的行商，还能请当地衙门协助护卫，路上安全了许多，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你交那么点税还想衙门护卫？做梦吧。但现在，交的税额高了，成了纳税大户，衙门自然也就重视起来，花点小钱请人衙役护卫可比请那些个游侠儿安全多了。
而对各地衙门来说，却是个大喜事，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库房来堆放物资，也不用担心这些收上来的实物税会霉变什么的，而且，运送到长安去也不再那么辛苦，收上来的税又多了不少。可以说，这是个双赢的政策。
当然，能推行这个政策，还是王况的功劳，新耕种法的推广，使得粮食产量不再是个问题，既然粮食不再是问题了，就没必要纠结于必须全部交粮的问题上。同样，也因为其他的税金都可以用粮食或银钱结算，对于农户来说，因为粮食产量增加，自己家人吃的外还能剩许多下来，大多肯定是会采用折算成粮食的，自然朝廷所需的粮食就不用愁；而至于商人和其他行业的人员，则一般会选择用银钱结算，没人会犯傻去买粮来交税。
如此一来，朝廷能支配的银钱就多了起来，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不用再像以前一样，许多的实物税收了上来，却因为数量过多用不完而放在库房里发霉，而许多明明短缺的东西，却因为没钱买而库存不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也同时进一步的使得铜钱更加的坚挺起来，朝廷因为粮食增多，只要一到粮价大涨，则可开仓卖粮，粮价大跌的时候，则可以大量的收购进去补充库存，物价更加的稳定不说，朝廷还能通过这一买一卖，一进一出赚到不少的钱。
早在前年，王况参加完大比之后就宣布，今后不再参加大比了。不是王况不想，他也想次次拿大奖啊，不说其他，光是心理上的满足就够了。但王况有自知之明，他不是正经的饮食科班出身，所会的，只是自己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基本都不会。和正经科班出身的人会烹饪上百道甚至几百上千道菜相比，王况只会可怜的那么点，而到目前为止，王况肚里的存货也已经被掏得差不多了，再有剩下的，得留着以后用做镇场之用。
王况也知道，自己推出的菜式，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有人做得比自己还要好，自己在烹饪方面所占的优势现在其实剩得并不多。万一，哪天李老二突然抽风了，指着王况说“王二郎，给朕做几道没吃过的菜来瞧瞧。”那可怎么办？所以，存货是一定要留的，不能全掏出来。
等于说，往后的流水大席和天下大比，没自己什么事了，孙嘉英早就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已经从单纯的模仿王况的手法转变为自己能琢磨出新的烹饪手法和新菜式了，这两年也陆续的在富来客栈推出了他自己开发的新菜式出来。
和王况一样，孙嘉英并没有限制新菜式做法的流传，依旧是按老规矩，在富来客栈推出半年之后，再向外推广，他除了烹饪外，其他事情又不爱关心，话也不多，因此在外人看来，富来客栈还是和以前没什么区别，还是过一个段时间就有新菜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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