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到了中秋节，白天金陵府的很多名流和古董藏家都陆续来了陈府。
本来陈府就面积很大，景色很好，附近百姓也都来看热闹，家丁们开始布置花灯。
陈龙和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古董行前辈坐在一个长桌子后面的椅子上，陈二爷和六爷几人也都坐在四周。这时候已经上午九点多了。
一开始流程是金陵的百姓来鉴宝，每人拿着一些古董来让鉴定真伪和价值。
这些百姓手里的古董有的是祖传的，有的是这些收藏爱好者自己古董店里淘的，自己也不知道真假。
金陵府六朝古都，民间流传古物甚多，而且江南富庶，大藏家比比皆是，这些人也爱一起交流，也爱热闹，也会好奇别人手里有什么宝贝。
这里也不乏盗墓贼拿着挖出来的东西来凑热闹，万一被哪个老板看上了，还能卖个好价钱。
这是晚清时期，离清早期康熙，雍正，乾隆，年代很近，那三个朝代生产了大量精良瓷器，也很多官窑流落民间。
中国瓷器的“官窑”之路是循着强化君权的道路行进的。
唐代时期没有固定的官窑，不过河北生产的邢窑，进贡朝廷，算是官窑雏形，邢窑是白瓷，没有颜色，类银似雪。
当时武则天大盈库专用的邢窑瓷器，底部都刻着“盈”字，这个盈字最后一笔刻得很有特点，是反着写的一笔，我都怀疑是不是当时的什么记号。
邢窑有个鉴别要点，它瓷器是白色的，但是在瓷器的转折之处，会泛湖水绿色，很漂亮，这点目前很难仿制，仿的也不太过关。
中国古代的君权实际是从宋代开始加重的，以皇帝架空三省六部和广授使职为表现，而“官窑”概念的正式出现也正是在宋代。
宋代以前，瓷器供应宫廷使用的方式是“贡瓷”，也就是各地的知名瓷窑生产出的最高级瓷器贡给宫廷使用。
当然这种“贡”，对于瓷窑来说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负担，因为它更多地像是一种“买卖”，这些“贡瓷”还是有地方政府买单的。因此，“贡瓷”实际属于一种官方的专项采购。
而生产“贡瓷”的瓷窑，在完成了“贡瓷”的生产任务外，它自己的生产经营并不受影响，所生产的非“贡瓷”可以任意出售。
宋代加强君权，“贡瓷”模式就开始被另两种制度性的模式取代。首先出现的是“制样须索”模式，这属于官方出样定制的一种定向采购。
它由宫廷提供“样式”，承做的瓷窑在地方政府的监督下，严格按照“官样”生产，产成品完全销售给宫廷不能流入民间。
宋·庄绰《鸡肋编》记载：
“处州龙泉县……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宋代是个文人气很浓的时代，尤其宋徽宗赵佶本人就是是丹青高手，还写的一手好字，他创造的瘦金体天下闻名。
皇帝的审美会影响民间，尤其瓷器，所以宋代生产的单色釉瓷器我认为最美和典雅。
当时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瓷器都进贡朝廷。
前些年，一个宋代汝窑小碟子拍了一个多亿。
宋·叶寘《坦斋笔衡》记载：“宣（和）、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
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
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从宋徽宗开始，皇帝直接把自家用瓷的生产在制度上“垄断”和“独尊”起来，“官窑”诞生。
元代时候枢密院定烧的枢府瓷，是元代官窑，这类瓷器多是卵白釉，在瓷器上有的对称模印枢府二字，隐藏在纹饰之中，不仔细看很难发觉。
我曾经买到一个枢府瓷大碗，在我手里很久，才发现碗口一圈回文纹饰里藏着对称的两个字。
“官窑”制度的成熟期是明、清两代，因为清几乎是全盘继承了明的各种制度，因此，明是“官窑”制度成熟的关键，这种成熟的标志就是景德镇御器厂。
明太祖为第三帝国进行的几项根本性顶层设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取消相权而把君权加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与之相对应的，发源于宋的“官窑”制度就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御器厂”（清代也称“御窑厂”）制度。
《明会典·工部》“窑冶·陶器”条：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如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明史·地理志》“浮梁县”条：（县）西南有景德镇，宣德初，置御器厂于此。
浮梁就是景德镇，我们学的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一句浮梁买茶去，就是去的景德镇。
《明史·食货志》：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烧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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