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的惊愕之中，赵昺滔滔不绝，一口气说出来十条意见。
“诸位觉得此法如何？”
赵昺所提出的这十条意见，是根据后世某地的经验而得出的。
但这些经验未必适用于宋朝这个时代背景。常言道欲速则不达，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为了确保这些意见的可行性，赵昺还需要征求一下各方大佬的意见。
“请问官家，这各地士绅保留多少田地合适？”赵与珞首先问道。
“兴王，我朝土地兼并、隐匿问题究竟到了何种程度？”赵昺并没有回答兴王赵与珞的问题，而是反问道。
宋朝（北宋）领土远远小于汉唐，但其耕地面积却要比汉唐还要多上一些。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
由于唐尺比宋尺小的缘故，唐代一亩约合后世的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后世的0.974亩。
如果换算成今亩，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0万多顷。
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朝鼓励民间酿酒。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开封城各种酒馆就是证明。
这也论证了宋朝农业技术以及产量的强盛与发达。
宋朝土地兼并问题可以说是历朝最严重的。这种情况早在太祖立国初年就已经形成了风气。
起源于“杯酒释兵权”。
赵大为了解除了石守信等高级将领的兵权，许给武将们一场富贵。
权没了，赵大再不给人家许个富家翁，让这些跟随赵大多年的老部下情何以堪。搞不好这些武将们联合起来，揭竿而起造赵大的反了。
说直白一点，其实就是利益的交换。你当你的官家，我做我的土豪。
土地就是富贵。
广置土地，传承子孙，便成了这些过了气的武将们终身追求的目标。
所以宋朝一开国就产生了一批大地主阶层。
而这批人又通过不断购买土地，或者与地方官勾结隐瞒新开垦的土地，致使其占有的土地数量相当惊人。
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土地兼并问题都相当严重，到了南宋末年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北宋初年，全国大地主不过数十顷田地，超过百顷都属十分罕见了。
注意：一顷等于100亩，一公顷等于15亩。顷和公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字之差，相差甚远。
也就是说在北宋初年，家有数十顷，即数千亩田地的都可以称之为大地主，而超过百顷也就是一万亩田地的几乎没有。
北宋仁宗朝时期，曾对这个问题做了限制，官员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即三千亩田地。
给宋徽宗搜集奇花异石的朱勔（mian，三声），一面奉迎徽宗皇帝，同时又千方百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
后来被钦宗皇帝处死，抄没家产之时，发现其拥有田庄十座，绵亘百余里，良田总数达到了惊人的三千顷，即三十万亩。
甚至其私人武装力量都达到了数千人之多，且修建了小型军事机构，这在古代叫做“坞堡”营壁。
哪怕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也不能免俗，亦大量购买田地。
至于说遗臭万年的秦桧，史书记载其子孙“家道衰落”，但他们家每年仅仅是地租便有十万石的粮米收获。
宋朝一石相当于后世的120斤，十万石等于1200万斤粮食。
按照后世的米价，咱们取个中间价，三块钱一斤，光一年地租纯收入3600万元。
啥也不做，一年进账3600万……
这踏马的是家道衰落么？
好吧，贫穷限制了想象。应该的确是衰落了，其子孙不能和秦相公当政时期相提并论嘛。
南宋投降派张俊更是侵占良田六、七十万亩。
南宋有两个张jun，一个叫张俊，另一个叫张浚。读音一样，字不一样。经常被搞混，而且张浚甚至还给张俊背黑锅数百年之久。
即便是留下千古名句：“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的岳帅，在遇害之后，其留下的田地也有近两千亩，房屋近五百间。
这其实并不奇怪，岳帅作为南宋高级官员，被称为“岳相公”的存在，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副相的级别。
其一，岳帅的俸禄是相当高的；其二，岳帅战功显赫，朝廷的赏赐也是极为丰厚；其三，数字虽然看似“惊人”，实则“地段”并不好；其四，岳帅慷慨解囊，这些田地大多都分给了家乡的百姓。
《鄂国金佗粹编》记载：“田七顷八十八亩一角一步，地十一顷九十六亩三角，水磨五所，房廊、草、瓦屋四百九十八间”。
《鄂国金佗粹编》作者为岳帅之孙岳珂。此书主要目的是记录岳帅的一生，同时也是为了给其祖父申冤。
岳帅留下的遗产和张俊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的存在。
“建炎南渡”皇室、文臣、武将等等权贵仗势欺人、掠夺土地，同时南方本土士绅也和当地官员沆瀣一气，大量侵吞农民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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