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不久，在1937年7月11日的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日军海相米内光政就提出战争可能波及华国全国，对于日本海军来说，需要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第二天，日本海军军令部立即秘密制定了对华作战方案，确定第一阶段为配合帝国陆军进攻华北，第二阶段将在帝国陆军的配合下进行上海方面的作战。
1937年7月16日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得知海军军令部这一意图后，立即向日军大本营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认为“欲置华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此两处战略要地最为重要”， 长谷川清主张派五个常设陆军师团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攻占经济重镇上海和民国之政治中心南京。
1937年7月28日，日本政府下令将分散在长江两岸差不多3万名日本侨民在8月9日前撤至上海。
1937年8月8日，长谷川清按照东京海军军令部的指令，要求驻上海的第三舰队做好应付事态进一步扩大的一切准备，同时也重新部署了作战兵力。
长谷川清对他所属部队下达指令后的第二天，上海虹桥机场一桩突发事件使上海的形势越发紧张起来。
1937年8月9日下午17时，日本海军驻上海的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两人驾驶一辆军用吉普车，沿着虹桥路直冲上海虹桥机场。
驶至上海虹桥机场的入口处时，被机场执勤的哨兵喝令停车接受检查，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这两名日寇不但不停车，反而开足马力往机场里面冲，并开枪射击。
七七事变发生后，这一个月来日军在华北的侵略行径，已引起华国人民的极度愤慨，保卫上海虹桥机场的保安队士兵见这两名日军竟然如此猖狂无视机场的军事禁令，于是愤然开枪还击，日军中尉大山勇夫被当场击毙。
军用吉普车的轮胎被机场守军排枪打烂，歪倒翻覆在机场路边，驾驶车辆的日军水兵斋藤与藏狼狈跳下吉普车，连滚带爬企图逃命，只逃窜了100余米，就被正在修筑工事的守军乱枪打死。
机场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分别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及日本海军通报事件有关情况，但日方却诡异地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今天没有人奉命外出，即便有人外出，也绝不会到上海虹桥机场去，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去上海虹桥机场的。
尽管日方做出了如此荒唐的掩耳盗铃声明，1937年8月9日晚9时许，日本驻沪领事及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还是和各国驻沪领事赶到上海虹桥机场现场进行察看。
众人一到现场，毫无疑问是两具日本军人的尸体及一辆日本军用吉普车。
而后俞鸿钧市长又亲赴日本总领事馆交涉，叙说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的经过，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免得事态进一步扩大，日方当场也表示同意低调解决此事。
但是到了1937年8月11日下午4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约见了俞鸿钧市长，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强硬地声称上海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军官兵此事，已在日本全国引起极大震动，他受日本政府之命，提出两项要求：“一、马上撤出上海虹桥机场的保安队;二、必须拆除所有保安队的防御工事。”
原来一二八事变后华日双方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华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范围内驻扎，只能由非正式军队编制的保安队驻守。
尽管这些是保安队，日军也犹如骨刺在喉，巴不得要其全部离开上海，以便可以为所欲为，如今突然发生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正是提出这个要求的好机会。
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求，俞鸿钧的答复是：“既然上海虹桥机场是华国的领土，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保安队撤离，保安队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防范激烈冲突发生而已。”
如果日方能遵守有关规定，这种冲突自然就可以避免，”冈本在俞鸿钧那里无法得逞，便紧急要求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来讨论处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于是在1937年8月12日下午3时，一二八事变时期为处理中日冲突而成立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应日方代表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的善后解决办法。
这个会议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会议厅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华日双方代表，还有美、英、法、意四国代表。
日本上海总领事冈本在会议上竭尽全力指责华国保安队和正式军队在停战协定规定的限制区域内构筑防御工事，进行作战准备，违反了相关的停战协定，要求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采取措施对华国加以制裁。
对此华方代表驳斥道：“华日停战协定早已为日本方面破坏余烬，日方军队应该全部撤退。”
同时提出：“日本方面对于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一面表示同意以外交方式加以解决，一面调集军舰，增派军队，大量补充军用物资，种种举动，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应由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对日方的要求予以驳回，并对日本加以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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