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证明，报社所言非虚，这位李德的工作能力确实称得上优秀，在同僚之中也享有崇高的声望，更为关键的是这个人非常的宅心仁厚且为官清贫，这一点让徐清很是奇怪，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最好的一个朝代了，而为官者更是知识分子中最顶层的那一批，这些人的工资可都是高了去了，绝对可以号称年薪百万了，像李德这样的路级官员，一年的薪水加上福利大概有五十万贯左右，折合白银大概在三十万两，相当于现代人民币三百万左右，这样一笔收入，即便不贪污，李德也不可能过的清贫，所以刚开始看到这条的时候，徐清心里是很疑惑的，甚至因为怀疑，都对李德的品德产生了质疑，以为他是王婆卖瓜，为了进官而装出一副很穷苦的样子，以此来博得大众的好感，是在那炒作呢。
可后来徐清这才知道，李德确实过的很清贫，而他清贫的原因，则是他把他大部分的工资都拿了出来，捐助给了秦凤路那些学习成绩很好，但读不起书的人，每年留下来的钱只刚好够自己全家用，外加请三个丫鬟仆役的钱，然后把剩下的钱全部拿出去给捐了，因此才过的如此清贫。
听到这个消息，徐清心里不由得对自己的猜测而感到羞愧，同时对李德的品行感到十分的敬佩，拿公家的钱去做好事这谁都愿意，毕竟那不是自己的钱，到时候把钱花出去，名声是自己的，而欠下的钱却只需要侯任者来承担就是了，只要是没什么节约精神的官员，大部分都会那么做，所谓债留子孙，在这里则是债留下一届，这也直接导致宋朝各地方衙门的负债是年年上涨，尤其是那些越穷的地方，为了留住百姓在自己的辖区工作（辖区内人口增长情况也是朝廷考核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
如果在其任内，人口增长有明显提高，那么该官员的品级就会越好，若是没有提高则会降低，而若是负增长了，那这官员或许就得降级调任了，所以每一届官员为了让自己治下的子民留下来，可谓是用尽了手段，为的就是避免自己再重新回到底层），其中有些人便给自己辖区内的百姓各种福利，或者是减税，让老百姓和商业公司少承担税收，以此来增加就业，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只要经济活了，老百姓自然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往遥远的大都市讨生活，便会留下来，这就是许多官员非常单纯的想法。
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减税自然是好事，给老百姓好的福利，这自然也是好事，但这些都必须要遵循经济规律才行，像昆山府和汴京城，他们当然能那样做，因为他们的税收非常的高，减税并不会影响当地衙门的日常工作，反而会让商业更加活跃，城市更加发达，在这种地方施行减税，无疑是一件好事。
可对于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税收本来就没有多少，再这么一减自然就更加少了，而许多基础设施可是需要钱的，这同样也是朝廷吏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就是看他在任期内到底修了多少的路，又把道路维护到了什么程度，这些都是考核指标之一，而修路的钱可不便宜，尤其是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穷县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虽然朝廷也对这些贫困县提供了一定的资金，让他们可以少一些压力，可这些钱毕竟只占一小部分，大头还是需要当地自己来出的。
而因为大量的减税，这些钱自然是不可能从地里长出来的，所以最后的办法也就只能向银行贷款，借钱去修路建造城市建设了，这样的做法最开始是流行在大都市之中的，因为大都市的建设，非常的迅速，而如今这个时代，又是一个技术推陈出新特别快的年代，许多东西，如今还是新事物，等十年之后，就变成了老古董该被放进陈列柜之中了，而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之中，国际大都市自然是最能体会其中变化的地方了。
而大都市的赋税当然远远不是穷乡僻壤能够相比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昆山府人口如今加上郊区大概在三百万左右，而秦凤路的人口则是在七百万左右，若是论土地面积，那昆山府大概只有一万平方公里左右，而秦凤路则有四十万平方公里，两者之间相差四十倍，其中自然资源的差距自然也是一目了然了，可是昆山府一年的生产总值却是在五十亿贯左右，而秦凤路则是在二十七亿贯，明明人口超过一半有余，但生产总值却不过二分之一，这代表了什么，也就是说昆山府的老百姓人均生产总值是秦凤路老百姓的四倍，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数字，即代表了如今宋朝的地区不平等，也代表了昆山府与秦凤路之间衙门收入的不同，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
但是就算有再多的钱，对于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却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所需要建设的东西太多了，对于一座县城来说，仅仅交通而言，他们只需要建起一些像样的土路然后维护好他们就行了，西部大多数的县城也就是如此了，除了一些交通枢纽拥有铁路之外，如今铁路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还有华南沿海，也就是如今珠三角地区而已，其余地方是很难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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