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任用新人
陈叔宝用宫廷力量压制朝臣力量，重用施文庆、沈客卿、孔范、江总，打压袁宪、孔奂、毛喜、傅縡、陈叔坚等人，这种行为很难说对错。一朝天子一朝臣，不过是自己的用人风格罢了。对皇帝来说，不是你有能力你就是忠臣，而是你听话你才是忠臣。听话永远比能力更有优先级。
施文庆也有能力呀，他在东宫陪陈叔宝读书时候就博闻强记，处理事物井井有条；沈客卿也有能力，能言善辩，对典章制度烂熟于心。孔范经常帮陈叔宝掩饰过错，说他爱听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下属？传说中的“察言观色”，这种下属谁不想用呢？江总就不必说了，才华出众的人，又能和皇帝打成一片。
所以，很难说谁是忠臣，谁是奸臣，领导认为听话且好用的，他就会用。
当时，按照旧制，军人、官吏都不征收入市关税。但陈叔宝需要钱呀，需要大量的钱来维持高雅的艺术生活，妹妹的化妆品，唱歌跳舞的琼楼玉宇，管弦乐器哪一项不花钱？由于大修宫室，极其豪华富丽，府库空虚，财用枯竭，再要有所兴造，就经常苦于没钱支付。这时候，沈客卿这种“小人”就派上用场了。
沈客卿上奏请求，不管官吏还是平民，都得交纳入市关税，而且还请求增加征收数额。陈叔宝于是任命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阳、暨二人家中本是小吏，考校文簿，丝毫不差；但都不识为政大体，督责苛刻繁碎，聚敛从不满足，使得官吏怨声载道。
沈客卿总领负责，每年所得收入，超过正常数额几十倍。沈客卿“鱼肉官吏”，得好处的确实是国库，是皇帝。陈叔宝非常高兴，愈加感到施文庆有知人之明（沈客卿是施文庆推荐的），特别对他亲信倚重，把朝廷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处理。施文庆一伙人转相荐引，成为达官显贵的多达五十人。
沈客卿能让那些官老爷交税，消除贵族特权，这就是本事！这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呀，这就是后世雍正皇帝辛辛苦苦搞的“官绅一体纳粮”。苏威你牛吧，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吧，但你想让关陇贵族们把地分给百姓，立刻就遭到了王谊等人的抵制，杨坚也只能作罢。恰好是沈客卿这样的人能帮皇帝办成大事。
因为史书是贵族士大夫集团写的，他们自然站在道德制高点，只要皇帝不听话，就说皇帝任用小人。所以不管皇帝身边的人忠心如何、才能如何，通通都是小人。可在皇帝眼里，这些“小人”才是和自己一条心的。
陈叔宝的幕僚团队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姚察。姚察来自吴兴姚氏，才思敏捷，学识渊博，一直收到萧衍父子的喜爱，负责编撰南梁国史。南梁灭亡后，姚察入陈工作，为官清正廉洁，他的能力和才华，受到了江总、徐陵、傅縡等人的一致认可。陈叔宝正兴致勃勃要搞艺术创作，怎么能少得了文学和史学呢？
于是，江总就给陈叔宝推荐了姚察。陈叔宝任命姚察为东宫通事舍人、秘书监，负责编撰《梁书》以及南陈的国史。姚察确实是个史学专业人才，文笔简练通达，务实去虚，这在南北朝那种浮华的文风中独树一帜。
姚察的《梁书》将侯景单独列传，而且展开一万八千字的叙述，他并没有因为侯景是“乱臣贼子”就避重就轻；收录了范缜的《神灭论》，让这篇无神论文章得以保存，这是帝制时代难能可贵的。
另外，《梁书》中首创了《止足传》，专门叙述那些知足常乐、急流勇退的人物。《梁书》还详细记录南海诸国的情况，以及《文学传》记录文人二十四人，这些都是之前史书不怎么重视的。由此可见姚察的眼光和包容性。
当然，姚察到死也没有完全写完《梁书》，《梁书》甚至《陈书》的完成，要到他儿子姚思廉身上了，这是后话。
再来看孔范的表现。
孔范自以为有文武全才，朝中无人能比，于是神色自若地对陈叔宝说：“朝外那些带兵的将帅都是行伍出身，只有匹夫之勇。至于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岂是他们所能知晓的！”
陈叔宝以此向施文庆征询意见，施文庆因为惧怕孔范的权势，就随声附和；司马申也表示赞成。自此以后，将帅如果稍有过失，陈叔宝就立刻削夺他们的军队，分配给文职官吏。比如，陈叔宝就曾夺取领军将军任忠的部曲分配给孔范和蔡徵；陈叔宝对扶自己上台的萧摩诃也是大加提防。
对文臣武将的防范，这是帝王一直以来的惯例，这个行为本身没错，对皇帝这个孤家寡人来说，天下只有平民百姓才是自己的盟友，贵族、军人、外戚、权臣这些没有一个好东西。提防武将，操作好了就可以“杯酒释兵权”天下太平，操作不好就容易“自毁长城”，这得看具体情况。
对现在的陈叔宝来说，巩固皇权比防御外敌更加重要，况且现在北方的隋朝也不是外敌。二月初五，陈叔宝派遣兼散骑常侍贺彻、萧褒等人到隋朝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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