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顺利完成任务的褚欣带着传国玉玺和皇帝司马曜的禅位诏书归来，根据褚欣的说法，褚蒜子面对亲弟弟索要传国玉玺，表现的异常平静，直接就将传国玉玺交给了褚欣。
随后郗超等人赶到，褚蒜子望着朝廷重臣都已投靠桓温，心中十分的不悦，她知道桓温对自己还是有些不方便，于是便对郗超等人说道：“我本来就猜疑会发生这样的事，晋室衰微，如同四季更替一般不可阻挡，幸有丞相才得以延续至今，我自不愿再有所眷恋，只是希望能够善待司马氏。”
桓温听说后，冷笑一声，这司马氏篡夺曹魏的天下后，先是内斗，引起了八王之乱，随后又引胡入境，引发了五胡乱华，给汉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空前灾难，现在还有脸来要求善待他们？
当然，桓温也不是小气的人，现在要他司马氏愿意禅让，给他们保留一定的爵位还是可以的。
无论怎么说，褚蒜子的态度还是让桓温放心了不少，这表明褚蒜子还是深明大义了，她也知道晋室的衰微不可避免，所以顺利的交出了传国玉玺，让桓温避免了尴尬。
在得到了禅让诏书和传国玉玺之后，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基本上就是按流程走了。
首先就是三辞三让，在上古时代禅让制还很盛行的时候，众人推举领袖的时候，被推举的人都会拒绝一下来表示自己的谦虚。
到了汉献帝刘协首开封建时代禅让制礼仪的时候，曹丕也来了个三辞三让，以表明自己是“被迫”接受的皇位，主要还是想通过这个方式，以绝天下人的非议。
所以在郗超与江彪、褚欣等人将传国玉玺和禅让诏书交给桓温之后，桓温看了看禅让诏书并摸了摸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后，甚感欣慰，但是现在还不是接受的时候，于是便以自己“无才无德无法胜任”为由推辞掉了，此为一辞。
幸好郗超早有准备，当处在健康之时郗超就让笔标子顾恺之准备了三份禅让诏书以备不时之需，现在看来，郗超还是懂桓温的，于是在桓温一辞之后又连忙命出了第二份禅让诏书，并在第二天长安未央宫的大殿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当众宣读禅让诏书。
桓温也不出所料的拒绝了第二次：臣才疏学浅难以胜任。此为二辞。
桓温二辞之后便回府了，郗超等人于是又连忙掏出了第三份，也就是最后一份传位诏书，并带着传国玉玺，率领文武百官亲自到桓温的府下跪在地上痛苦流涕，并表示晋室不德，天命在楚，希望桓温能够为天下人计，接受禅让。
桓温也觉得表演的差不多了，于是就极其勉为其难的接受了禅让，并让郗超立即准备禅让大典，准备登基称帝。
禅让自然不能在长安进行，毕竟当时的都城还是在建康，皇帝及太后都在建康，因此在郗超的安排下，桓温率领文武百官又再次回到建康。
桓温的三弟桓秘在健康城东南提前修筑了禅让台，禅让台以泥土夯筑而成，呈覆斗状，禅让台高数十丈，宽九丈，台上筑有大殿，十分的雄伟壮观。
随后，在郗超的安排下，禅让大典在禅让台上举行。
在举行受禅仪式时，在新旧两帝的传国玉玺的传递中，不能是旧帝直接将传国玉玺交给新帝，而是由一个禅让行事官的人来代为交接，而当时的禅让行事官是司徒府长史谢安来担任，郗超在宣读完禅让诏书之后，谢安从小皇帝司马曜手中接过传国玉玺后，再转交到桓温手中，此举表明新旧两帝权力的转移。
当时参加禅让典礼的人数众多，有数万人之众。
除了东晋的公卿、列侯、武将等满朝文武外，还有匈奴、鲜卑等臣服于桓温的等周边少数民族首领、代表。
除了移交玺绶外，还要“燎祭天地、五岳、四渎”以此方式将桓温受禅之事告知上苍。燎就是通过焚烧薪柴、祭品来祭祀天地。祭祀时，桓温还亲自向上苍诵读祭文：“皇帝臣温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晋室代魏以来，四海困穷，三纲不立……唯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楚世享”。
桓温虽是已经是天子了，但在向上苍致祭时也要谦称“臣温”，这也是古代帝王唯一自称“臣某某”的场合。
受禅结束后，桓温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份皇帝诏书：“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太初六年为永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诸不当得赦，皆赦除之。”
随后，郗超代表桓温宣布新朝国号为楚，定长安为国都，洛阳为东都，立长子桓熙为太子，原楚王妃司马兴男为皇后，李娇、慕容凤为后妃。
对于前朝废帝，桓温仍然决定给予优待，封为零陵郡王，“以零陵之地万户奉晋帝为零陵郡王，行晋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
同时按照二王三恪制度，继续尊魏帝后裔曹恢为陈留王，以奉晋正朔的零陵郡王司马曜、奉魏正朔的陈留王曹恢为二王，由于奉汉正朔的山阳公国、奉周正朔的卫公国、奉商正朔的宋公国皆在永嘉之乱时被灭，所以不再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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