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叶适：“用夏变夷者，圣人之道也。”又认为：“孝文志切有为。”“有舜、文王之姿。”真德秀：“元魏孝文号为贤主。”解缙：“有宋则及于汉而过唐……辽惟圣宗，道宗二主历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历四十余年，皆与宋讲和，号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兴礼乐，崇文治方之，恐犹有径庭也。然则宋之为宋，比之汉唐而有光；辽金之为辽金，比之元魏而犹歉。”王世贞：“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元魏孝文……凡二十九主。”
赵翼：“古今帝王以才学着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论者。……可见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35]吕思勉：“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大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杰之士也。”
翦伯赞：“孝文帝迁洛和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从服装和语言的改革说来，鲜卑旧服不合于“华夏衣冠”传统，也不适宜于中原农业社会的生活；鲜卑语言不能反映迁洛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不适宜于作全社会的交际工具，因而都需要改革。鲜卑贵族命官班爵以武功为准，与汉人士族制度不合，妨碍了鲜卑族和汉族统治者的进一步糅合，妨碍了北魏统治进一步加强，因而也需要改革。孝文帝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鲜卑贵族，着眼于巩固北魏政权，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拓跋部全族同汉族的融合。”
唐长孺：①孝文帝改革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由于三长制、均田制的实行，不少苞荫户从地主豪强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变成国家的均田农民。这一时期北魏所控制的户口大大增加，大约比西晋统一时期增加一倍。……此外，北魏还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是由于国家所直接控制的人口大量增加，因而使国库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实力增强的结果。②孝文帝的改革曾遇到很大的阻力。他为了减轻这种反抗力量，便给予鲜卑贵族许多利益，授予高级官位，让鲜卑贵族在洛阳享受荣华富贵，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样一来，洛阳的贵族官僚便日趋腐朽，他们的贪欲由于财富易得而越来越大。拓跋部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贵族变成了封建主，人民则越来越贫困，特别是住在北方边境的拓跋部和各族人民更为贫困。洛阳的贵族与北部边境的拓跋部统治者之间，和北方边境拓跋部和各族人民之间都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拓跋部内部的阶级矛盾、拓跋部的洛阳贵族和北方边境本部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③孝文帝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鲜卑贵族的权力，使部分苞荫户从汉族大地主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但另一方面却又给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若干利益。因而到孝文帝儿子（元恪）的统治时期，北魏的政治便日趋腐朽，曾经一度有所抑制的贪污之风重又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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