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晋朝黄帝篇（18）
抗秦战争
孝武帝自登基以来，就一直面临氐族政权前秦的威胁，东晋西部的益州和梁州就在宁康元年（373年）冬被前秦攻陷。太元以后，随着前秦天王苻坚相继灭掉前凉、代国，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对东晋的觊觎之心也就更加强烈。此后秦晋交界的江淮一带形势愈发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太元三年（378年）四月，前秦派苻丕攻打襄阳，荆州刺史桓冲抵御，孝武帝诏命谢玄发徐、兖、青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7]何谦出兵是北府军的首次出战，从此以后，上下游桓、谢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兵锋，形成东晋战略的一个特点，对于保障最终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同年七月，秦军也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秦将彭超请攻彭城，与攻襄阳之苻丕相互呼应。苻坚同意彭超的方略，并从西线分俱难、毛盛等军自襄阳东略淮阴、盱眙，与彭超等合势。从此东晋在下游开始受到压力。到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阳失守，东晋守将朱序被俘，其后彭城、下邳、淮阴、盱眙先后并入前秦，建康告急，形势对东晋更加不利。[5]
太元四年（379年）六月，北府兵在君川打败秦军，前秦势力被逐于淮北，建康紧急状态得以解除。尽管西线局势仍不容乐观，但君川之捷使北府兵获得锻炼，提高了士气，为应付以后主战场的东移和展开淝水之战作了必要的准备。翌年幽州爆发苻洛、苻重之乱，苻坚忙于平叛，一时无暇南侵。
太元六年（381年）十二月至次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屡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
太元七年（382年）十月，苻坚将大举攻晋的计划公开于群臣，群臣大多反对，强调“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然而苻坚志在必得，一意孤行，甚至已经安排孝武帝当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在长安给他们修好府邸。
太元八年（383年）五月至七月，桓冲率众十万反攻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谢玄部下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军声援，显示出大敌当前时东晋内部桓、谢两大门阀的团结。但与此同时，桓冲推荐王荟出任江州刺史，谢安则推出谢輶来当江州刺史，两方冲突又起，最后谢氏让步，孝武帝以桓冲自领江州刺史。这反映出门阀之间的潜在矛盾，为同仇敌忾的表象下增添了不和谐音符。
太元八年（383年）八月，前秦天王苻坚下诏大举攻晋，试图统一中国，淝水之战终于爆发。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共90万大军从长安南下，绵延数千里，水陆齐进，仅运粮船只就有万艘。同时，苻坚又命梓潼太守裴元略率水师7万从巴蜀顺流东下，向建康进军。苻坚骄狂地宣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这就是着名典故“投鞭断流”的来历。[9]东晋北上抗击秦军的总共兵力才8万，在宰相谢安的主持下，以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北府兵为主力，前往迎战。当时秦军前锋苻坚之弟苻融率30万大军首先到达颍口，秦军初战告捷，攻占寿阳，又截断了东晋派来救援的胡彬军的退路，将其团团包围在硖石。苻坚接到捷报大喜，他留大军于项城，带轻骑八千赶到寿阳，又派在襄阳俘获的东晋将领朱序去劝降晋军。[9]朱序则心怀故国，将秦军部署和盘托出，并建议趁秦军未完全集结，迅速出击。谢石本来是打算坚守不战，听了朱序的话后便改变了作战方针，决定主动出击。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强渡洛涧，去攻击对手的5万人马，大获全胜，斩前秦梁成等10将。洛涧之战令晋军信心倍增，谢石继续挥军水陆并进，直抵淝水东岸，在八公山边扎下大营，与寿阳的秦军隔岸对峙。谢玄见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形势又不容许晋军旷日持久地打消耗战，便派使者去秦营，要求秦军把阵地稍向后退，空出一块地方，好让双方一决胜负。苻坚认为让军队稍向后退，待晋军半渡过河时，再以骑兵冲杀，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于是就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结果秦军一后撤就失去控制，阵脚大乱。谢玄率领八千多骑兵趁势抢渡淝水，向秦军发动猛攻。朱序这时在阵后乘势喊叫：“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有很多是强征入伍的，而且由多个民族组成，可谓同床异梦，人心本来就不稳，朱序这一喊，以为真的败了，越发慌乱，争相逃命，几十万军队就像山崩了一样丢盔弃甲的大溃逃。谢玄等乘胜追击，直至青冈（今寿阳县西三十里）。此时，前秦名将苻融战死，苻坚中了流矢，单骑北逃，朱序乘乱投奔晋营，东晋获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着名战例，并给后人留下了着名的历史典故和成语。如“投鞭断流”、“风声鹤唳”、“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等，一直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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