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入伍，1979年提干后回家探亲，邻居一位长辈介绍相亲，不料相亲对象和她的父母都把穿着绿军裤，很会说话的司机当成了我，临别时我礼貌的一句话后，对方才知道相错了人，不久我和姑娘成了亲。
我是1958年出生的，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两个妹妹，爷爷奶奶加上父母，一大家9口人，在缺吃少穿的五十年代末，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幸好父亲在矿区办公室上班，整天给领导们写材料，我们一家隔一段时间才能见到肉星。
然而，让我最难忘的是72年的春节前，父亲裹着一团雪进了家门，他带回一个大猪头。
之后两天里，父亲先是用烧红的火钳，一点点烧焦猪毛，然后费劲把猪头劈开，放进大锅里大火烧开，慢火炖，几个小时的忙活后，肉冻有了，肉香十足的猪脸肉也有了，在我们记忆里，那个有猪头肉的春节分外香。
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有过年时才有，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靠红薯和玉米面窝头填饱肚子。
一茬茬农村青年，像父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耕种着他们的日子。
我时常在晚饭后，坐在门前的石头上，望着满天的星星，难道我也这样一辈子？
1975年12月，17岁的我报名参军，然而，眼科视力检查时，有一个图案标准选择应该是牛，而我怎么看都是鸡，是只有头有尾的大公鸡。
眼科医生和我大姑家是邻居，大姑是矿务局机关的一名处长，这位邻居认识我。他说你仔细看一下会不会是牛。体检前，医生知道我们家人多负担重，能当上兵也是个不错的出路。医生的话提醒了我，我顺势说是牛，眼科这一关过了，其他科也没发现问题。
月底，我们坐着车厢底部铺满稻草的闷罐子列车，到了豫南大山之中的一个仓库。这里山连着山，四周还有几个仓库，我们的仓库主任还是副师级的领导干部，亲历过抗美援朝战争，比我们的县长官还大。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仓库保管队，后来我才知道，保管队是仓库负责业务工作的主力，能进到保管队，起码学历要高，办事认真不马虎。
但是，他们是如何知道新兵的学历和作风呢，对了，作风还好说，通过日常训练和思想教育都能看出来，学历就要看真本事了，新兵中有的人说是初中毕业，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的新兵写的字像树枝，小学都不一定上过。
哦，我想起来了，新兵训练结束时，连长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训练总结，我认真写了两页纸，也许正是这两页纸，他们看出来我有点文化底子吧。
在队里，我们天天跟着保管队助理员（保管队的干部，主管仓库管理业务）和保管班长们，在浩大的仓库里，天天熟悉仓储器材的种类、品名、数量、存放垛位等等，上级要求人人会背这些。
更让人惊奇的是，队长要求我们“一摸准”，就是蒙上眼睛，在桌子上摆上一排大小不一、种类不一的器材，仅凭手感，在2秒内说出具体的名称、存放数量和位置及存放环境等要求……
在保管员大比武中，我虚心学习，白天晚上钻在库房里对着账本熟悉器材，然后关上灯、蒙上眼去摸，一个月后，我能准确摸出我分管的两座仓库内，库存的数百种装备器材的相关技术参数，并在大比武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然而，仅纸上谈兵还不够，在76年几次战备器材突击发运和入库的任务中，我在自己分管的库房里3天4夜，吃住都在操作间，圆满完成了上千吨装备器材的出入库登记业务，又驾驶叉车和航吊，一件件地精细摆放，经常通宵达旦，受到跟班作业的保管队、业务处和仓库领导的点名表扬。
每一点成绩的背后，都烙印着无数个日夜的勤奋和努力。
连续两年，我都被评为仓库优秀保管员、总部的红旗库保管员称号，1977年荣立三等功，1978年光荣提干，为保管队正排级助理员，行政23级，工资62元（仓库补贴10元）。
那一年，仓库和我一起提干的有3名战士，有2名保管队骨干，1名炊事员。而在提干之前，我们都参加了5个月的总部预提干部集训，集训结束回到仓库，军需助理员给我们3人发放了4个兜的干部服装和军官皮鞋。
但是，干部服装发下来后，我还是没好意思穿，总觉得没原来的战士服装穿着顺溜。
没想到第二天上班后，队长一看我还是穿着战士那身服装，就批评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的提干命令宣布了，就是干部，干部就应该穿干部服装，多少人想穿还穿不上呢。你快回去换上再来上班吧！
我匆匆返回自己刚分的单身公寓，换上干部服装，感觉有点别扭，但还是赶快回到队办公室，这时队长把早已腾出来的一个旧的两头沉办公桌交给了我：方助理，以后你就在这儿办公，桌上的算盘都归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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