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大唐，第一次施行两税法，按照资产来收税，两税法推行之后，两年内征收的财富，甚至远超大唐从立国之后，经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期间上百年的税赋总额。
当然了，自古以来，无论中外，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有能力纳税的人，也有能力不纳税！”
所以不立田制之后，最关键的就是税收！
逃税者死，是孙策必须立下的铁律。就跟十恶不赦大罪一样，犯者立毙。
孙策对所有人郑重的说道：“江南凋敝，人口寥寥百万，就算平均授田，对所有人都征以十倍重税，也不过是汉室税赋的一成有余而已。故而我免征户赋，核田归税。将以田税为唯一农业税收。”
在所有人沉思之时，孙策帮他们算了一笔账：“江东不立田制，你们可以有良田千亩、甚至良田万亩，哪怕缴纳一笔赋税，所能获得财富依旧数倍甚至十倍、百倍于如今。”
“十倍、百倍富于今日！这利益殊异，哪怕蒙童亦一眼可见。所以我希望你们分清利弊，莫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放弃了这百倍财富，及荣华富贵。逃税者死，此为铁律！”
“同时检举逃税者，可得其税金之半！官府与其共分之。”
最后一条，随即让所有豪强暗吸一口凉气，只感觉背后都凉飕飕的。
他们每家每户家中都有大量宾客、部曲，这一旦他们逃税，被这些人中的某一个给举报了。
他们的万贯家财，良田千顷，以及娇妻美妾都得分给这个检举者一半。而他们豪强本身，却身首异处，被扔在荒野里喂狗。
要是这样的话，逃税这件事，受益的是宗族里面所有的其他人，只有豪强本身承担了一切风险和恶果。
豪强们自然不会蠢到去做这种事情。
有人当即问道：“那孙郎打算如何征收农税？按井田一般征田亩，还是征实物？”
中原的征税体系一直比较混乱，井田制度就是把一亩地划分成九块，像九宫格一样，周围八块归为私田，中间那一块则是公田。私田产粮归百姓，公田产粮则纳为赋税。
征实物则是当下比较盛行的。例如每名百姓每年要上交一匹布。曹操的屯田则是官吏称量每亩田的产粮，按实际产粮征税。
但这些征税方案，统计起来就太麻烦了。
所以孙策说道：“我打算推行一条鞭法，将所有户赋、税赋、杂役等皆并拢于一条，计亩征税。每亩田税收定额，有多少田，便按多少亩交税。”
这项律法就省掉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赋税，也不搞什么累进税制。一千亩良田在百姓手中，跟一千亩良田在豪强手中缴纳的赋税相同。
可以省下大量官员，税收官员们现在就只干一件事，核对豪强家中究竟有多少田亩。
既能完善税收体制，又省了小吏扰民。
至于每亩田征税多少，这就不是现在可以定下来的了。
毕竟孙策势力现在算上吴县，掌握的疆域也没超过五个县。疆域内的人口、田亩、产量更是近乎一无所知，至少得等张昭、顾雍等贤臣清查一遍，才能定下。
等宴会结束，离去的豪强们无不振奋。更是坚定了信念，一定要说服郡内亲友，鼎力支持孙郎占稳吴郡，推行黄老之治。现在就是刘繇杀回来，豪强们也要极力反抗，坚决拥护孙郎。
这可是黄老之治啊！轻徭薄赋，无为而治，最利好休养生息，官府除了管税收几乎什么都不管，绝对算得上是所有吴郡豪强的幸事。
没错，离去的豪强们攀谈交流，都一致认为孙郎推行的并非什么新法，而是重新恢复了汉初的黄老之治。
孙策的这个约法三章，你可以说他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彻底推翻了汉室一直以来的治国理念。
但另一方面，伱又可以说，孙策几乎等同于什么都没做。只是轻徭薄赋，然后承认了大汉如今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
如果三国之后，没有经历五胡乱华，没有鲜卑重新推行春秋以来的均田制，禁止土地自由流通。那大汉只要进行一次两税法一样的税收改革，东汉的经济制度应该直接过渡到宋朝的庄园经济形式，至不济也是唐朝后期的水准。
只能说灵帝的平庸、董卓的残暴和袁绍的野心等一系列巧合凑在了一起，葬送了大汉最后中兴的可能。
当然，能有这么多巧合，背后就一定有其必然。
就算没有董卓、袁绍，也会有王卓、李绍这种边郡豪强或者世家大族，冲击汉室的统治。
最终豪强、世家中要么出现一位刘秀，要么出现一位王莽，要么出现一位司马懿，出来结束纷争，建立新的王朝。
这期间，一场战乱打的中原世族、豪强、百姓全部元气大伤，百姓十不存一，豪强和世族大量阖族而灭。天下只想休养生息，甚至没有了土地兼并的意愿，然后迎来了一段所谓的“盛世”。
这种盛世甚至还不如中晚唐的中兴，至少中晚唐推行两税法后，江南农业是真的迅速发展起来了。整个唐庭都仰仗东南税赋，才第一次有了韩愈“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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