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有些无奈地说，“国党虽然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对日作战准备，可都是军事上的，对于可能的举国抗战其实并没有多少准备，就比如对战时经济贸易的管理，原本国党最高国防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时期最高统帅部，并授权军事委员会对国党党政一体指挥，但会后，不知那些政客们想搞什么鬼，国党中常会又推翻前定，授权委员长组织战时大本营，光甫的这个贸易委员会就是在大本营的架构下的部门，以委员长为陆海空大元帅统一指挥大本营一切事物。”
杜先生笑着说，“军事委员会对国党党政一体指挥，和统一指挥大本营一切事物，这两者相差甚大，据我得到的消息，委员长为此大为恼怒，以未经宣战，不必另立名目为由，坚决反对成立大本营，坚持以国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有权对党政一体指挥。”
杜先生笑了笑又说，“光甫，你也不要忧虑，你的事情我自然会上心，昨晚我又询问了委员长侍从室，据说侍从室正在拟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关的下属部门，即便不设这个贸易委员会，也会有一个相应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基础上，很可能会成立一个《国立贸易复兴公司》，如果真要如此，咱们再想办法做这个董事长吧，那个贸易调整委员会估计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位置，做不做都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国立贸易复兴公司》的名字，秦川有记忆，而且，陈光甫就是董事长，另外他还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战前，杜先生在国党里面，可谓手眼通天，能量极大。
陈光甫急忙起身，“杜先生高义，光甫屡受先生恩情，感激不尽!我敬先生一杯。”
杜先生又说道，“光甫，我是不会离开沪上的，我看承稷也不会走。”
陈光甫有些诧异地看向秦川，秦川苦笑着解释说，“不要说沪上不一定会失陷，即便失陷，我这个督查室谁会理会？我是无处可去的，再说我的根就在沪上，不仅有公司，我还是圣约翰的教授，我能去哪里？”
杜先生点点头说，“不走也好，正好我们可以联手做些生意。”
又转头对陈光甫说，“光甫兄，一旦你在那个《国立贸易复兴公司》任上，总会需要购买和卖出物资，沪上这个地方有有英法这些西方列强在，这里还是安稳的，你们需要的东西在这里就能采购到许多，我和承稷那个公司联手，什么生意咱们都可以做得。”
对于杜先生的说法，秦川并不抵触，一旦日军攻占了广东，国党的海运通道就被彻底断绝，只能依靠滇缅公路，到在艰难的时候，甚至只能靠空运走艰险万分、要飞越珠峰的驼峰航线。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沪上绝对是一个国党购买紧缺物资的好地方，如果能和陈光甫领导的这个公司搭上关系，日后在国统区来往货物可就方便多了。
对于这个提议，陈光甫没有什么异议，秦川却知道杜先生在沪上是呆不下去的，他在日本占领沪上后，就会因为不愿帮助日本人，被迫远走香港，然后又前往四川。
见秦川没说话，杜先生笑着说，“承稷，不要有顾虑，我的为人你应该听说过，我杜某人从不会做出有违民族大义的事。”
秦川直到这时才想明白，今天要自己来给陈光甫践行只是一个由头，先用同杜公馆联手做生意给自己一些甜头，然后再提出购买药品，看来对于国事，杜先生果然不遗余力，即便他自己吃些亏。
几人又闲谈了一会，桌上的话题就开始转换，杜先生看向秦川，“承稷，金陵军事委员会兵站总监刘文藻要为作战部队储备药品，现在特效消炎药紧缺，有钱也难以买到大批量的药物，他听说沪上你们公司有药品，就找到特务处戴处长帮忙，戴处长又托我帮忙，你看……”
知道提到了正题，秦川迟疑着说，“公司倒是还有一些药品，不知他们要多少？”
一直没插话的杜维藩这时说道，“承稷，现在市面磺胺价格是六十，按照最近的涨势，一旦大战开打，就是突破九十、一百也不令人吃惊，兵站总监部给父亲的价格是一盒八十到九十，父亲说了，我们也不赚这个钱，在这个范围内的价格你看怎样？”
听到杜维藩这话，秦川忙说，“维藩兄，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既然军队打仗需要，我们也责无旁贷要支持，我现在有一千七百箱，如果他们都要，那就按八十一盒都给他们。”
秦川的话音一落，几人脸色都不由一变，虽然“环球商务集团”从陈光甫的“沪上商业储蓄银行”和电讯室控制的几家银行贷了不少款，虽然贷款数额巨大，可仅凭一次就让利一百多万，可见这次仅凭药品秦川就大赚特赚了。
杜先生一拍桌子赞叹道，“好！承稷果然豪爽！”
随后气氛就立刻热烈起来，不仅杜维藩连番给秦川敬酒，杜先生和陈光甫也陪着秦川连喝了好几杯，由于陈光甫很快就要离开沪上，所以酒宴一结束就匆匆离开。
而秦川却没马上走，而是单独同杜先生私下谈了许久才出了杜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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