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人向往的盛唐，如果是普通百姓，根本吃不到像样的盐分，只能吃醋布。普通布帛浸在醋和盐水中，晒干。做饭时剪一片与粮食同煮，饭菜就自然携带盐与醋味了。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国家的一切经济政策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街道巷口不再有栅栏，人们可以畅行在京城的各个角落，临街的房子也都去除了围墙，改成了开门迎客的店铺、酒店饭馆。
城内的大酒楼有正店七十二户，脚店不能遍数。每到夜晚，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肆勾栏，酒楼茶坊，笙歌不停，沿街都是叫卖声，四处都有人在表演奇特的技艺。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据说，夜市的喧闹和乐声能传到十余里外。
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进步的朝代，普通百姓才有更多的活路。
陈歌想表达的是，只要稍微有点生活技能，穿越到宋朝汴梁，哪怕是摆个地摊，当个厨子，干个账房，再不济码头当个搬运工，都不会饿死。
什么吟诗作赋，风花雪月；什么秣马厉兵，争霸天下都是次要的，在朝不保夕，人治大于法治的封建社会，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陈歌不是宋吹，并不会认为宋朝比现代社会的城市要好，还是那句老话，封建社会，抱有的期望不要太高了。
治平四年，是宋朝风云激荡年代的开端。
这一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即位，掀起了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革——熙宁变法。
变法对于积贫积弱的大宋是好事，但对于主导变法的人来说，无异于是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是身败名裂的下场，呃，也有可能是身体直接被撕裂，比如被五马分尸的商鞅，惨呦……
陈歌的偶像王安石也是活生生的例子，千年来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人们把他当作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污蔑为祸国殃民，就连北宋亡国的责任也要让他承担……
何其荒谬！梁任公指出，究其原因，是“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
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通俗的讲，就是阻碍王安石变法的，并非是大奸大恶之徒，反而是有名的君子，如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
变法之艰难可见一斑，这就好比打王者荣耀，哪怕你是个王者选手，状态极佳，也架不住四个猪队友拼命拖后腿，送人头……
王安石：他们哪里是拖后题，我的兜裆布都快被他们褪下来了，心塞！！！
这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其三……变法看起来是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实际上不是有路障，就是藏着陷阱。
所谓变法，是自上而下主动推行的政令；自下而上的就不是变法了，那叫革命，说起义也可。
变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本身又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变法从来都不具有真正的彻底性，失败的几率很大。
封建社会的变法，无一例外，都是奔着为国家捞钱去的，至于民生疾苦，极少出现在变法的内容中，能不变相增加老百姓税负的变法者就是顶呱呱的爱民了。
粗略来看，天下的财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份：
一份是普通老百姓，包括佃农，小农，小地主，小商贩，市民等等，人口最多，也最勤劳，贡献巨大，但是收入微薄，和牛马无异。
一份是包括乡绅、豪商、权贵、皇亲在内的大地主，占有大量的资源，身家丰厚，但是他们个个都穿着甲胄，带着刀剑，很不好惹。
一份是作为国家管理者的朝廷，它们的收入来源是国家税收，按照设定好的规则从另外两份中抽成，小百姓出大头，大地主出小头。
自古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啊！打天下只要军事力量强大就可以了；而守天下，司法治安、农林水利、官员俸禄、人文教育甚至皇帝的婚丧嫁娶，样样都得花钱。
不直接创造价值的需要花钱，所以税收具有强制性，这就容易引起人的矛盾。
夺人钱财如同杀人父母。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
所谓变法，不过是大地主中出了“叛徒”，高喊：“老百姓没油水可榨了，咱们杀猪吧，然后刀口对内，挥向自己人。”
对于叛徒，不论什么时候，人们都是深恶痛绝的，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带头内卷的人。只有皇帝躲在后面偷着乐……
作为一个过来人，陈歌打定主意，变法之事，千万不能碰，这是安身立命之本。
风口浪尖？
日月旋转？
不，陈歌只想躲得远远的，当个不大不小的官做护身符，然后用手中的笔记录真实的大宋。
我，陈歌，理想是当一个笔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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