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知识分子“瞎编”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后世东方某大国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后，终于量变积累成了质变，国家彻底走入了发展快车道，全国人们也全面消除了绝对贫穷，再次开始屹立在了世界之巅。
可是以区区数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年的现代工业化道路，这中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疏漏之处的，也遗留下来一些小BUG。
于是乎，在改革开放的第16个年头，第20个年头，第30个年头，第40个年头，东大因为种种来自宏微层面的复杂原因，发生了几场波及面极广的剧烈波动。
虽然东大积极干预，凭借着华夏民族特有的韧性，在经历过最初的阵痛后，最终都渡过了这些关口，并且越发强大起来；但这个剧烈波动过程中留存下来的一些BUG和隐患，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东大毕竟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人均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飞猛发展，GDP总量腾飞之余，城市所能提供的新增工作岗位不足，尤其是优质工作岗位不足，导致民众社会上升通道逐渐变窄，越来越难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来改变命运的问题逐渐显现。
同时因为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的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民众手里的真实可支配收入占比逐年不升反降，在人均可消费支出总量与人均GDP越来越不匹配的情况下，东大的基本盘，也就是国内经济内循环体系始终都以一个艰涩的状态维持着。
如果东大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靠着内外双循环带来的增量市场去覆盖，这个问题其实倒也不是那么明显；可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大家伙以为的那么和平，一旦外部态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个问题就一下子变得令人头大了起来。
你要知道，东大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了，除非是以莫大决心鲸落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大支柱产业中的一两个，否则单凭内循环体系运转的话，需求侧的消化能力根本无法承接供给侧的生产能力。
于是乎，在改革开放步入到第三十个年头的时候，东大的专家们反过身来，才惊觉这些年一直忽略了金字塔最低端，也就是农村基层的蓄水承接能力，正是因为这种类似于经济生态两极阻滞的结构，才导致东大后面的城市稀缺资产严重溢价，以及供需两侧增幅的不同步。
然后呢，在这些专家们反过头来看的过程中，这才惊讶地发现，如果抹除掉时间线上的差异的话，东大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遇到的许多问题，与他的邻居岛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于是乎，“放眼世界，以史为鉴”，变成了后来东大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
“OK，这个故事的序章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就是故事的正篇了……这个故事是分作三个独立的板块，按照各自的平行时间线来瞎编的，赵老、高哥，您二位不要觉得不耐烦就好。”
杨默没有多少喜意的笑了笑，恨不得这两位大佬现在就把耳朵堵上，然后挥挥手让自己滚蛋。
孰料赵老和高庆峰只是对视了一眼，神情中多了一丝好奇和凝重，却是齐刷刷地点了点头：“小杨，不急，你慢慢说，语速可以稍稍慢一点，讲得稍微详细点，我们好仔细品鉴品鉴这些故事。”
杨默未免有些太小看自己如今的份量了。
虽然他只是一个正处级央企干部，这一身份先天限制了他在区域管理上的权限，但这货在商业经济上的成就可谓是亮瞎人眼；
因此虽然他再三说明这个故事是那些脑洞大开的知识分子瞎编的，而且几十年间就走完西方两百年的工业现代化历程，一跃屹立在世界之巅的确是有些荒诞不经……撇开是真是假不谈，光这个故事能让杨默记住，并且转述出来，就足以证明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杨默见状，无奈地耸了耸肩，只能将这个“瞎编”的故事继续说下去。
………………
故事中的某个时间段，随着就业困难的愈演愈烈，东大的许多年轻人开始讨论逃离繁华无比的一线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仿佛那里就是人生最后一个安全的港湾似的。
事实上，这也恰恰是岛国90年代那批年轻人的选择，二者的命运，也何其的相似。
架构时空中不久的未来，也就是1992，始终被欧美金融资本狙击的岛国，虽然距离经济崩溃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但经济增长率却也下跌到了0.9%；原本持续了数十年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在长达三年的剧烈经济波动中被按下了停止键。
由于经济增长的戛然而止，岛国泡沫经济时期吸纳海量年轻人就业的三大都市圈（东京、大阪、名古屋）马上迎来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
到了1993年，三大都市圈的求职总人数已经达到了岗位数量的1.46倍——即所有的岗位都招聘完成，也只能消化70%的求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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