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各个国家在实施授田制之后，会遇到老百姓不愿意种地的情况，也会有相应的法律措施来惩罚和鼓励。
有一些惩罚措施，比如魏国的规定——《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所附的“魏奔命律”：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叚（假）门逆（旅），赘壻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大意是魏国的一批老百姓不愿种地，统治者本想杀了他们，但又不忍，就派他们去当兵。
打仗时，吃肉的时候就不给这批人，攻城的时候就让他们冲锋在前。
其实就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鼓励措施，比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就规定了每年四、七、十与正月四次评比耕牛。
成绩优秀的，则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并免除饲养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
成绩低劣的，要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睡虎地秦墓竹简》）
对于居赀赎债者，《司空律》规定，播种与治苗时节，各给二十天回家田作。（《睡虎地秦墓竹简》）
包括《田律》有一条规定百姓居田舍时不准醘酒（《睡虎地秦墓竹简》，此条又见于新出土的《岳麓书院秦简》，见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
恐这怕也是为避免百姓酗酒耽误农作而做出的。
还有湖南里耶秦简为秦始皇廿七年（前220年）二月，洞庭守礼下达的文书，其中引用的“令”云：“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
根据此令，文书要求由洞庭郡向内史、巴郡等地输送甲兵等物资，先征发乘城卒、隶臣妾至司寇的各种刑徒，以及隐官、践更县者，原因是“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且明示，“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动用法律手段来遏制滥发百姓的做法。
可能又有朋友会问，重农为什么一定要抑商？农商携手并进不是更能促进国家富强吗？
其实上面引述《吕氏春秋》中的话已经点出原因。
简单地讲，首先，在统治者看来，经商会使人多诈，不便管控。
其次，经商获利机会多，吸引力大，会引起百姓弃农经商。
因为经商只是物品流通，不生产东西，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它会危及统治的延续，西汉前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其三是经商使民众的流动性增大，亦不利官府进行直接控制。
不过，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经营奢侈舶来品的大商人，历代皆然。
汉代、六朝较高等级的墓葬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洋货，如玻璃器、东罗马金币等，即便是闭关锁国的清代也有广州的十三行、皇室贵族也热衷购买、仿制和使用西洋的自鸣钟。
抑商实际主要是针对服务于百姓的普通商人及小贩。
可能还有人问，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四民社会”大体是士、商、农、工，商是排在农的前面，为什么这个时期商的地位会高于农，后来又为何就变成“士农工商”了？
其实也很简单，最早由管子提出的一种分工论，当时还有定居的用意。
四民的类别基本是相同的，但表述的顺序有不同说法。
管子与桓公的对话中，就有两种不同的顺序：（1）士、农、工、商；（2）士、工、商、农。
农、商先后次序不同，应与战国时期各国对农、商的轻重态度有关。
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齐国滨海，重视商业，并不是很重视农业。
《谷梁传》作者不详，很可能是鲁地人，鲁国和齐毗邻，亦受重商风气影响。
相反，秦国就严厉打击商人。
重农贱商的秦国统一天下，儒家接受了重农思想，这些都对四民次序有影响。
《汉书·食货志》就已将“商”排在最后。
包括面对国家的强制举措，民众为了避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于是逃亡、脱籍都是常见手段。
朝廷则通过鼓励百姓自归、假田（把公田租借给流民进行生产）、募民移民、检籍（审定、核实户籍）、括户（户口清查）来应对。
汉代到唐代中叶，这些手段都很常见。
当时在统治中心、交通线以外存在大量的隙地（山区、丘陵与湖泽），所谓的化外之地，官府统治所不及，这就留下了很多空间、资源可供流民生存。
另外一种手段是“二业”，也即兼职。
东汉明帝时曾“下令禁民二业，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刘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
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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