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
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勅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
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
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帝悉从之。”（《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农民在农闲期间从事渔捕，带有自给生产的性质，在当时人眼里并不属于从事末业。
至于脱离农业而独立的渔业，则属于商品性生产。
这也削弱了为农的束缚。
还有少数有条件读书的人选择通经入仕。
话说回来，好逸恶劳是人类的天性。
农耕相当辛苦，南方种植水稻以及养蚕缫丝更甚，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一定的强制力去促使民众改变其内在或者习惯的话，要想使民众不辞辛苦地务农，并不容易。
我们过去谈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基于进化论，认为是从采集、畜牧自然过渡到农业，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元朝人周达观所撰的《真腊风土记》记述了当时很多华人跑到今天的柬埔寨，因为那儿生活成本低，可以靠天吃饭。
“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真腊风土记》。
包括有学者去过柬埔寨暹粒的吴哥窟调查过，就是古代的真腊，听当地人讲，那里出产的香蕉、椰子60%都是自行生长的。
他们每年的工作就是爬到树上摘取，虽然也种植水稻，但是大部分时候靠天吃饭。
这种情况下，要使当地人愿意在田地上日复一日地持续劳作谋生，恐不容易。
这种观察，更让许多人感悟到环境与人们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反思线性进化的看法。
更能领悟中国人的勤劳，跟统治者重视农耕以及由此带来的强制有关。
换个角度看，商鞅变法可以说是老百姓地位沦落的开始。老百姓沦为了国家工具，这种情况恐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此外大家可能会疑惑，从民众到农民的转变，是否可以分期？哪些时候是比较重要的阶段？
答案是恐怕不容易作出分期。
因为反映百姓生存方面的材料有限，影响转变的因素也较多。
另外，各个地区发展变化的速度也不完全一样。
不过，可按照空间做些区分，大致看出先后。
南北有先后，南方中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农耕发展的起步时期亦相差很长时间。
长江流域的开发起步于东汉，东晋南朝是个重要阶段。
真正大发展当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更重要的是南宋时期。
珠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应该要到明清时期。
随着人口迁移，政权的南迁，都会推动农耕的发展，背后少不了政权的维持及财政问题。
具体到某个地区，大致可以用设县的时间来确定某一区域开发的时间（谭其骧先生专门以浙江设县为例，讨论过这个问题），进而推知该地区农耕开发的进展情况。
因为设县一定会有官吏驻扎，当地一定人口与赋税收入达到一定数量，足以支撑官府的长期运转，无法长期依靠从其他地区调运物资来维持。
这在成本上亦是不可持续的。因而，能够设县，可以逆推当地一定要达到足以提供相当的剩余的程度，这种程度与农耕发展状况是正相关的，当然，各地的具体进程，还要分别研究。
从粮食保存的角度考虑，国家要“以农为本”，跟农业生产和储存技术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小麦、稻谷等比较便于储存，而渔采狩猎所得就不那么容易储存。军队要粮草丰足才可能有发展，所以国家要力行重农政策；另一方面，粮食生产并不容易，而在自然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农民出于生计成本考虑，自然倾向于投入少、产出快的渔采狩猎。
其实依靠渔采狩猎为生的话，本来就不重视积蓄。
根据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AgeEconomics）第一章“原初丰裕社会”（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三联书店）。
现代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对世界各地现存以采集狩猎为生的不同部族的田野调查，已经证明狩猎采集为生所花费的时间比农耕少。
人们生活相对安逸懒散，不易养成积蓄的习惯。
《史记·货殖列传》在概括南方经济状况时说过一段着名的话：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螺）蛤，不待贾而足，地埶（势）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描述的生活方式与萨林斯所揭示的颇有相合之处。
这也引申出与此相关的问题：储存的习惯是如何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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