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之论，由人及文，因为文是人的创作；由末及本，因为本唯由末以得见。由此再及于文之用。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不少人说，曹丕论文章之用，也不过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引申来的，其中并没有多大新意，这大概算不了什么“自觉”吧？诚然，在春秋以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提到“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思垂空文以自见”，但都没有像曹丕那样把被扬雄说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词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吗？
近代章炳麟《国故论衡》中有一篇《论式》，谓魏、晋之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采色）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从《典论·论文》的结构、层次和表现艺术来看，它既不晦涩难明，又不浮泛词费，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而且又能说得很有分寸，说得美好，诚有如章氏之所言。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知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道理后，是否“文人相轻”的习气，就可完全改变过来了呢？那又未免把这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在曹丕那个时代，也许可以这么说，可是后来当知这里面还有许多曲折和复杂的因素，诸如社会方面的派别问题、文艺思潮、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个人爱好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知人论世者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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