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古往今来，论者往往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其中最能一语破的的莫过于五臣中的吕向了，他说：“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
什么才是文章之体呢？按照曹丕的看法，这“体”字似乎包含有本末两层意思。他以为：“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即是指“体气”。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是分而言之，为“主”即是为“本”。又说：“孔融体气高妙”。这是合而言之。以气和体气论文，即创于曹丕，指的当是作家特有的风格表现。这种风格表现，于社会习尚、师承关系及作家的个人素质都有一定的关系。从他所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来，则似以素质为其主要一面。
“末”即是指体裁。体裁之异即在：“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曾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这些不同的体裁，经过两汉的繁荣与发展，经曹丕提供了大量观摩比较的实例，使他对它们各自的规律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体会，为他的“四科八体”说的提出创造了条件。就当时的时代水平来说，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曹丕的这篇文章，已可说是独具只眼的概括总结了。
曹丕看来，知道了“本”和“末”的异同，自然就能审己度人，可以克服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恶习，也自然能对当代作家的长短作出恰当和公正的评论了。他所评论的与他同时的“建安七子”，总的来说，是“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的。这就是说，他们都同样有学问，有创造才能。而且“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但这是不是说他们之间只是各有短长，不能轩轾呢？表面上看来，好像的确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们稍稍用心推敲一番，就会觉得这里面大有玩味之处了。
有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说曹丕独重徐干之文，对孔融则说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不免有些微词了”，似乎把孔融贬得最低。是不是如此呢？细按一番，恰好与此相反：在七子中，他对孔融的评价最高；其器重徐干，却有着另外的原因。
先说孔融。要知道曹丕是主张“文以气为主”的。在论气中，徐干则“时有齐气”；应玚则“和而不壮”，刘桢则“壮而不密”；《与吴质书》中又说：“公干时有逸气，但未遒耳。”王粲呢？同书中曾“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论这些人的体气，都有不足之处；而唯独对于孔融，说他“体气高妙”。试问还有哪个褒词的分量能及得上“高妙”这个词！何况曹丕在将七子中的一些人与古人相比时，于王粲和徐干，只说他们写得好的辞赋“虽张、蔡不过也”；而于孔融，则称他“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我们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张衡和蔡邕，在文学史的地位上，一般是及不上扬雄和班固的。从曹丕的比拟里，我们就很清楚他的尺度了。再从《后汉书·孔融传》中“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等语，更可得一佐证。由此可见，曹丕说孔融“不能持论”，不过是指其于“末”之不能兼善，而比之王粲、徐干之只擅词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比之陈琳、阮瑀之只有章表书记为隽；则孔融之兼善者还是较多的。这样看来，怎能说曹丕对孔融独有“微词”呢！
再说徐干。《典论·论文》末尾特别提了他一句，在《与吴质书》中，议论得尤多：“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着《中论》二十余篇……此子为不朽矣。”由此则可以看出，曹丕对当时一般的“文人无行”颇感不满（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审己度人”），而认为徐干的人品却是值得赞美的。对于他的立言有所成就尤为敬慕。我们知道，处于社会动乱，经学衰微的魏晋之际，要想立言以成一家之说的风气是非常盛行的。曹丕于此一直心向往之，故于徐干的《中论》，一提再提。也正是这种心情，促成了他自己的《典论》之作，而这与他从“文以气为主”的艺术角度来评价徐干的文章是不相干的。有些人把这两相混淆起来，于是产生了以为曹丕对徐干艺术评价最高的错觉，而忘记了《典论·论文》早就说徐干和王粲于词赋外，他文皆“未能称是”这一主要的论断了。
从曹丕的论“体”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他所说的雅、理、实、丽等，都是体裁的特定要求；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和高妙等，都是指的体气之性。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素质所形成；和与壮，则既有先天又有后天的成分在。齐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以通过努力逐步加以克服的。正因如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干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正是这种先天和后天，体气和体裁的彼此交相影响，就形成了文人创作的各有偏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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