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陵君亲迎侯生赴家宴一场，笔触极细，是本文前半部最精彩动人的地方。侯生是个心怀韬略的隐者。他与信陵君同处大梁，近在咫尺，不可能不知道信陵君爱士。但他从不曾干谒过这位贵公子。显然，他持身严谨，在动荡纷繁的战国政局中，要择主而事。因此，公子送他厚礼，他一口拒绝。待公子亲自带车骑来接他赴家宴，他又一再考验公子的诚意。以信陵君的身分，亲自驾车，虚左以待，于侯生不可谓不恭不诚；这个守门老人却毫不谦逊地上车，公然坐于上座，以观公子颜色。车行途中，侯生又提出要公子驾车送他去市场上看望他的朋友——屠者朱亥，横生枝节。到了朱亥处，故意“久立，与其客语”，旁若无人，再一次考验公子。公子的反应却是“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色终不变”。与此同时，司马迁还骋其“石有三面，树有四枝”之笔，插叙公子府中“置酒大宴宾客”、“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的场景。一边急如星火，一边慢吞吞若无其事，愈益烘托出公子屈躬下士的虔诚，文字也显得一波三折，峰峦迭起，极富戏剧性。及至侯生车到，满堂贵客等了半天，没想到公子亲自驾车迎来的竟是这样一个衣冠褴褛的守门老头，自然要“宾客皆惊”。这一惊，衬出了公子为人不同凡俗，公子此举出人意表。刻画一个人物，能使之不同凡俗，出人意表，自然能给读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人物鲜明、独特的个性也就凸现出来了。
“窃符救赵”一节，是后半部分最激动人心的文字，司马迁把人物写得“精神血气，无所不具”，如见如闻。强秦是六国共同的敌人，赵、魏是唇齿相依的邻国，赵国的平原君又是天下闻名的贤公子、信陵君的姐夫。当赵国首都邯郸被秦兵包围，危在旦夕的时候，平原君夫妇驰书求救于魏王和信陵君。行文至此，波澜复起，魏王本已派老将晋鄙率十万大军救赵，不意秦王书来，横加威胁。魏王慑于强秦的军威，怕引火烧身，传令晋鄙停止进军，情况再趋严重。文情至此，雨骤风狂；信陵君的人格威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他既担心唇亡齿寒，又无法说服魏王进兵。在这紧急关头，信陵君迫于公谊私情，别无选择，准备带领他的门客死士，同赴秦军，与赵国共存亡。这当然是极其悲壮的抉择，却是一条以肉投饿虎的下策。偏偏在这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曾受过公子厚遇的侯生和朱亥，竟匿不见面。直到公子车骑过夷门，见侯生，主动告诉他准备赴秦军决死的打算，侯生依然冷漠相待，辞以不能同行。读文至此，不禁心头一冷，以为赵必亡，魏必危，公子必死，而深恨人心若水，交道难论；却不料公子引车去而复返，愿闻过于侯生，引出侯生“窃符救赵”一番奇策高论，真如山穷水尽，忽又柳暗花明。至此信陵君顿消前念，用侯生之谋，如姬果然冒死为公子窃得虎符，朱亥果然为公子效命椎杀晋鄙，侯生也果然如约“北向自刭”以报公子，信陵君终于完成了却秦存赵的不世之功。如姬之乐于冒死窃符，是因为公子藉士之力替她报了父仇。写如姬，写侯生，写朱亥，都为了突出士的作用；写士乐为公子用，愿为公子死，又无不是着力刻画公子的品节高义，深得人心。文章一起，从礼遇侯生缓缓写来，信笔点染，娓娓而道。写到强秦围赵，渐觉风起云涌，波翻浪急；及至却秦存赵，则风驰电掣，四方辐辏，全文结穴。至此，每个人物都显示了作用，对曩者朱亥之不谢公子，也作了交代。回观前段缓缓写来，似信笔点染之处，竟无一处闲笔；而信陵君为国忘身之忠，谦逊下士之诚，急人危难之义，都得到酣畅淋漓、入木三分的刻画。一个崇高、丰满的形象，终于矗立于历史舞台，在后世读者心中，激起了永不平静的波澜，把司马迁对信陵君无限倾慕之意，化作了读者自己的感情，兴起“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
信陵君窃符救赵这篇文章，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交相为用的产物，是史乘资料与“旁搜异闻”的和谐统一体，其间取舍增删，都凝注着司马迁的思想感情。比如，却秦存赵之所以取得胜利，本非信陵君一人之力。当时楚国的春申君也曾率师救赵；平原君散家财、募死士三千人，却秦军三十里，也是取胜的重要原因（事见《史记·平原君列传》）。司马迁在这里却归美于信陵君一人，表现出鲜明的感情倾向。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倾慕信陵君，以满腔激情歌颂信陵君，是与他自己的遭遇和政治思想分不开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过“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悦）己者容”的话。他感慨世无知己，自己“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深叹“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悲士不遇赋》）。当他身陷冤狱的时候，“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少卿书》）。他从这种切身遭遇出发，热切希望统治阶级中出现信陵君那样屈身下士的人物，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之士（其才智如随侯之珠、卞和之璧一样美，品德像古代许由、伯夷一样高尚），终能展其奇策才力，建功立业。自然，他这种理想在封建社会里是注定了无法实现的，就连他笔下尽情歌颂的信陵君，也终于因谗被毁，郁郁病酒以终，成了项羽、李广一类的悲剧人物，这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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