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本文选自《战国策·燕策二》。据《资治通鉴·周纪四》，田单破燕复齐及乐毅报书，事皆在赧王三十六年（前278）。乐毅为战国时卓越的军事、政治人才，诸葛亮隐隆中，慕其伟抱，曾以自许；韩愈送董邵南，仰其高风，亦致凭吊。《报燕王书》总的精神是以直报怨，以诚对诈，委婉自解，含蓄寓评。文中倾吐肺腑之言，如泣如诉，其情真挚恳切，其度恢弘豁达，充分体现出乐毅磊落忠厚、坦率谦和的崇高品德。《史记·乐毅列传》载：“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可见其感染力之强。
篇首先简括乐毅复书的时代背景，并交代惠王原书。叙事含评，有揭示原书作用。两书参照，惠王的用心可见，乐毅的表白自明。故先行介绍，有助于加深对乐毅复书内容的理解。昌国君是燕昭王赐给乐毅的封号，乐毅为昭王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君臣遇合，成功立名，深契乐毅理想。只余三城未曾攻下，说明齐仍反抗，而乐毅不急于作武力征服，欲施德化。适逢燕昭王死，惠王在作太子时与乐毅有隙，他的即位，为齐人行反间计提供了机会。惠王竟如此昏昧，轻信敌人计谋，怀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为将，导致全功尽弃。骑劫轻易地被欺诈，可见他远非田单对手，亦可见惠王用其亲爱，妒贤害功，咎由自取。乐毅曾使赵结盟，故受疑后奔赵，赵王重其声威，故封以为望诸君。燕惠王所悔者，乃是乐毅出走为赵用，惧怕他承燕之弊以伐燕，全是私心度人，并未反思补过。使人致书乐毅，主旨明确，辞语却甚闪烁。惠王“让”是实意，切责乐毅“捐燕而归赵”，是“过听”和“自为计”，计虑个人荣利，辜负昭王恩遇，意在召回，然后问罪。“谢”是虚情，既夸耀“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何以又会轻易为左右所“误”？何以又必“使骑劫代将军”，硬要“召将军，且休计事”？强辞夺理，实难自圆其说。一边诿过左右，死要面子；一边设置圈套，引人入彀。乐毅不得不复，不能不辩。
乐毅复书通篇针对原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的质询立言。前后四次谈“臣闻”如何如何，都说明他是奉“古之君子”行事，作为自己的学习楷模。据此，他提出君择臣，臣亦择君，君臣契合，贵在成功立名，作出一番事业。君欲成功，需求臣辅，故应“察能而授官”，不可任人惟亲，徇私偏爱；臣欲立名，需得君用，故应“论行而结交”，“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孟子·离娄下》）。再推进一层，只有贤明之君，才能功立而不废，但贤明之君生前能立功，善作善始，却不能保其死后必不废，善成善终；“蚤知之士”处此，则应力争“名成而不毁”。乐毅以君子和忠臣的名义作证，诚挚地回答了“何以报先王”的问题。过去为先王复仇立功是“报”，现在功虽见废，退而求其全身免祸，不受谤名，“以明先王之迹”，这也是“报”。追溯“遁逃奔赵”的原因，实是考虑不愿罹谗冤死，致损害先王的明察，毁坏先王的声誉，决非贪生计利，更非背主求荣；离君去国，仍须存忠守义。在昔屈意蒙诟，至今抑志忍尤，诬枉且不急辩，恶声尚不出口，何至“以幸为利”呢？正因图报先王，所以应当辞召留赵，所以不会借赵伐燕。逻辑严密，理无可驳。这样，惠王算计虽然落空，疑虑却自消释了。
乐毅通过详细剖明昭王“畜幸臣之理”和自己“事先王之心”，发人联想，暗与惠王对照，实寓批评于其中。义婉而正，辞深而显，气平而和。乐毅报书推崇“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确知昭王能为“成功之君”，因此通过魏王派遣使燕，使昭王亦能知己。昭王果然察己之能，破格擢为亚卿，乐毅则自勉作“立名之士”以相报。他满怀衷诚，歌颂了君臣相知的鱼水深契和风云际会，这种关系是惠王所“不察”、所不能理解的。在用人问题上，重贤与私亲，尚功与随爱，专信与轻疑，暗相对照。先王成功和个人立名之举，集中表现在败齐复仇的辉煌业绩上。复书高度赞扬先王图强雪耻的雄心，言听计从的笃信；并以豪迈挥洒的笔调，畅叙自己辅佐先王制定决策：外交方面迅速实现与赵、楚、魏等四国联盟，军事方面进攻所向披靡，“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对自己的“过举”以及“裂地而封之”，在先王为知人善任，故能成功；在己为“不顿命”，故能立名。自信不负先王委任，自问无愧先王加封，所以两度皆“受命而不辞”，这种关系又是惠王所“不白”，所不明了的。在功名问题上，赏贤和妒能，封侯和夺将，制胜和取败，也暗相对照。
乐毅还特别论及昭王的余令、遗义，垂训后世，能使庶孽不争，大臣循法，百姓拥戴，惠王才得安继大统，其责备惠王背离父道，辜负先君重托，意透言外。所引吴国典故，对此妙相印证：吴王阖闾听信子胥的谋说，远征至于郢，几乎灭楚；嗣君夫差疑忌子胥，赐他自尽，卒为越国所灭。乐毅正因为对惠王有“蚤知”，所以才幸未重蹈子胥覆辙。
书中善作铺张排比。如攻齐一段写进军、破敌、收京、逐王、取宝、返鼎等，从多方面渲染战功，气势磅礴，气氛热烈。论述君臣正道、用人原则、功名官禄的关系、立废成毁的转化，表明心迹等，常运用对偶排比句。遣辞则精当委曲，柔中带刚。如“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实指惠王违逆先王意愿，自己无法迎合；在“不肖之罪”前置一“负”字，意谓勉强承担所妄加的罪过；写夫差“沈子胥而不悔”，是揭示惠王陷贤的行为至今未改；言所“临”之罪“不测”，洞悉惠王欲加害的险恶居心；不便直斥惠王，而用“侍御者”指代，用“恐”字表对惠王的担心，以“不察疏远之行”说惠王不能理解自己，再对照“亲左右”，揭其亲小人，远贤臣。通篇构思缜密，字斟句酌，锤炼工巧，允称千古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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