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本文选自《战国策·秦策一》。考以史实有所出入：苏秦发愤刺锥读书，本在入秦之前；说惠王时，巴蜀黔中实尚未归秦属；合纵国间有利害冲突，“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秦策一》），更不可能“相亲贤于兄弟”。但苏秦廷说各国联合，确曾迫使昭王放弃帝号，合纵影响直到苏秦死后犹在。故《史记·苏秦列传》称：“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者，皆附于苏秦。”作者为了对照苏秦发迹前后的矛盾主张，突出某些策士的个人奋斗目的，揭示当时炎凉冷暖的人情世态，展示连横的夸诞说辞，宣扬合纵的卓异功效，在叙事中参照传说附会，对个别情节稍稍调整组合，作了艺术渲染加工，但总的说来，并未违背基本史实。
本文论叙交错。前面详陈苏秦对秦惠王的说辞，篇幅几占三分之二，然后叙其说秦失败、读书揣摩和说赵成功，再用大段文辞颂扬合纵效用，结叙苏秦成功后的显荣而以其自诩语作收。文章结构组织奇妙，生活情节提炼精工。论评比重虽居大半，但重点在于突出策士苏秦的人物形象、性格，而对其家庭成员的情态刻画，也嘲讽了富贵利达对世俗的诱惑。为此士子们刻苦奋勉，驰骛奔走，不择手段，也因此破坏了家庭间温情脉脉的伦理关系，颇富教育意义。苏秦说秦惠王，特在“将连横”前着一“始”字，暗示这与他后来所倡的合纵截然不同。苏秦分别采用两种相反的外交策略“说人主”，其终极目的殊途同归。苏秦失败时的激励语“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与成功时的得意语“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前后串联，一脉相承，苏秦毕生为此奋斗不懈。
早在秦孝公任商鞅，“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上》），内政重在明法、富国、强兵，外交即用连横策略，意图“席卷天下，包举宇内”（《过秦论上》）；而山东六国则仍是旧贵族当政，国势积弱，必须联合才能对付秦国。因此，苏秦揣摩天下形势，首先相中富强的秦国，企图说服惠王通过战争“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但当时秦国虽然变法成功，旧贵族仍势盛，惠王被迫“诛商鞅，疾辩士弗用”（《史记·苏秦列传》），他深感“文章不成”，“道德不厚”，“政教不顺”，进攻时机尚未成熟，“愿以异日”，不肯轻举妄动。苏秦的期待落了空，后来精研兵书，再度揣摩形势，适应六国在合纵抗秦上有共同利害关系，一举说服六国君主“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满足了个人尊荣的目的。作者特立一段评论，高度正面赞扬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实际从反面暴露了苏秦始倡连横时叫嚣唯战争论的险恶用心。作者不厌其详地阐述苏秦的战争论调，又反复表彰“式于政，不式于勇”。前后论评，互相发明，借此映衬事实，披露人物，运笔高妙。
春秋战国之际，阶级升降变化剧烈，士受器重。苏秦为“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属社会下层人物。正因他“无洛阳负郭田二顷”（《史记·苏秦列传》），没有产业包袱。富贵欲望强烈的招诱，家庭成员冷遇的刺激，使他决心摆脱现实困境，大干一番。文中言语、情节，随处流露他钻营富贵的狂热劲。其对秦王说辞云：“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惟恐不当王意，几乎是在哀告。“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虽感被用已无把握，仍怀侥幸心理。最后借指“今之嗣主”，直斥惠王昏乱、迷惑、沉溺不悟，意欲用激将法引他上当。面谈失败之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敝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回家时困顿狼狈，状有愧色，所惭恨者，入秦富贵落空，喟叹“是皆秦之罪也”，所切责者，自我功夫不到。他不怨天尤人，反躬内省，确能穷且益坚，知耻愤发。“夜发书”，“引锥自刺其股”，这一深夜苦读的典型细节，鲜明妙肖。“陈箧数十”是博览，“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是深研。苦功既下，对“说人主”显示自负；期年以后，对“说当世之君”益感自信。因“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赵策二》苏秦说赵王语），故苏秦改以合纵说赵王。赵王大悦，证实他的“揣摩”成效卓着。然而苏秦的忍辱、刻苦、坚韧、勤奋种种品格，都是围绕着个人对“位尊而多金”的贪欲体现出来的，知识、辩才只是他恃以飞黄腾达的资本，苏秦公开散播“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庇护）之术，非进取之道也”（《燕策一》苏秦对燕王语）的处世哲学，则其人品可知。作者就合纵止战之功，评价苏秦为“贤人”，而先此已将他的好战言辞淋漓铺陈，让他自我暴露卑庸、虚伪的人生观。这一人物形象的优劣主从，读者不难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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