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段，仲虺告勉成汤为君之道。
点评：
仲虺是成汤的左相。尧舜禹都是用禅让继承帝位，成汤却用武力取得帝位，感到惭愧。仲虺安慰他，故作此诰。
仲虺先指明夏桀失德，成汤伐桀是天命所归，民心所向，不必惭愧。然后说明成汤美德令人信服，人民拥戴，当敬畏天道，日新其德。
在儒家经典的传承系统中，《仲虺之诰》是重要的篇目。《孟子》一书曾三次引《书》论及汤征葛伯，分别见于《梁惠王下》《滕文公下》和《尽心下》。其中，《滕文公下》的引述最为详细：“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
“汤征葛伯”的记载亦见于先秦史籍。《逸周书·史记解》：“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今本《竹书纪年》则载夏癸（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有洛”可能就是“葛”。上古音“葛”属月部字，“洛”属铎部字，月与铎旁转，可以通假。此外，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汤第一个征伐的对象是“有洛”，同于《孟子》“汤始征，自葛载”。《仲虺之诰》是研究《尚书》传播史的重要资料。
葛伯耽于享乐，暴虐残忍，乃至发生“葛伯仇饷”的事件，所以汤征葛是“为匹夫匹妇复雠（仇）”。成汤的军队是仁义之师，各地民众无不翘首以盼，唯恐不来。这是千百年来的正统观点，仁义之师、吊民伐罪一直是人们对于成汤共同的历史印象。但是，晚清的龚自珍提出质疑。龚氏作《葛伯仇饷解》，开篇即质疑：“葛虽贫，葛伯一国之君，安得有杀人夺酒肉事？”接着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观点：“王者之取天下，虽曰天与之，要必有阴谋焉。”龚自珍认为“亳众”是汤派往葛的内应，“老弱馈食”则是间谍。葛伯的所作所为仅仅是清除汤派来的内应和间谍。文章末尾说：“夫葛何罪？罪在近。后世之阴谋有远交而近攻者，亦祖汤而已。”认为汤先灭葛只是因为亳与葛距离近，即《孟子》所说“汤居亳，与葛为邻”。
历史事实究竟如何，主观分析与客观真实可能不同，但这并不是关键的问题。孟子对仁义道德的呼唤，对民贵君轻的阐发，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对于历代统治者都有着强烈的镜鉴作用。龚自珍身处清末，目睹国势羸弱，思想凋敝，他一方面强调经世致用，要求思想要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思想解放，要求敢于质疑，善于思考，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易经·革卦》的彖辞将成汤伐桀、武王伐纣概括为“汤武革命”，是儒家津津乐道的社会变革。然而，“成汤放桀于南巢”为什么“惟有惭德”？这反映了儒家政治论述的矛盾性。尧舜禹禅让这是儒家礼赞的天下为公，而成汤伐桀、武王伐纣皆为以暴易暴，弑君夺位；伯夷、叔齐是孔子称许的仁人贤士，而伯夷、叔齐闻武王伐纣，阻道力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以至誓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中。孔子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称许武王伐纣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然而，终难弥合正义性与合法性的矛盾。汉景帝朝的一次廷争也可以看出儒家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尴尬。
《史记·儒林列传》：“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显然，廷争最后辕固生有点理屈词穷，强词夺理。汉景帝的结论成了后世对这一历史性事件评述的定式：只言其正义性，不论其合法性。可知，“汤武革命”的研究空间还应该拓展。
《仲虺之诰》的语言精炼优美，以四字句为主，骈散结合，多用错综、对偶、比喻、引用等修辞手法，显示出较高的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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