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排除宣王“保民而王”的巨大障碍。孟子深知此时的宣王，虽然理性上已不得不承认王道学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的灵魂深处还存在以战图霸的“大欲”，凭武力统一天下这一条所谓“捷径”的幻想，而这是行王道的巨大障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因此，孟子主动挑起第三回合的论辩，以便把问题讲深讲透，将障碍排除。这里，孟子又采用了欲擒故纵的迂回战术，避免一上来就正面强攻，直接点穿。他故作不知，反复设问，旁敲侧击，先逼出宣王自己说“将以求吾所大欲”，再逼出宣王自己说“吾不为是也”，在这基础上，才以排山倒海、不容申辩的气势，连用“辟土地，朝秦楚”等四个排比短语，揭示了宣王“大欲”的实质；紧跟着，用“缘木求鱼”作喻，点出图霸根本不可能实现，让宣王死了这条心。但宣王还是不死心，认为孟子言过其实。孟子干脆乘胜追击，强调指出“缘木求鱼”，只是徒劳无功，而以武力图霸，将招惹灾祸。为使宣王心服，再用“邹与楚战”作喻，点明胜负、强弱之理。至此，宣王也不得不承认孟子所说是完全正确的。破了以后就得立，最后孟子又用一连串排句从正面为宣王描绘了一幅“发政施仁”以后的美好图景，与上文形成鲜明对比。这正打中了宣王好大喜功之心，宣王不得不为之心折，说了一番诚恳请教的话，表示愿意试行“王道”。通过第三回合的论辩，孟子才完全取得胜利。
最后，向宣王阐述“保民而王”的施政纲领。在宣王虚心求教、愿意试行的基础上，孟子这才拿出他的一整套施政纲领来。这个纲领的要点有二：一是“制（规定）民之产”（富民），二是“谨庠序之教”（教民）。先使民“仰事俯畜”无虞（即达到温饱水平），这是“王道之始”；再使民懂得礼义，这是“王道之成”。在孟子看来，除士之外，一般百姓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也就没法讲求仁义（与管子《牧民》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意有相近之处）。这里虽然存在着封建士大夫鄙视劳动人民的不正确成分，但是这一看法，已初步接触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观点。
当然，孟子的“王道”主张，最终还是寄托在封建统治者肯发善心、并懂得推恩的基础上，在战国列强纷争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孟子虽能言善辩，说得齐宣王口服心服，但事后宣王并没有真正采纳孟子的主张，并付诸实施。孟子在齐国呆了几年，也曾多次企图说服宣王行王道，但始终不得志，结果只能悻悻离去。
但从论辩的角度说，确实不愧为大手笔。全文先后有序，环环相扣：王天下的关键在乎保民；保民的前提是要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要不断发扬推广，即善于推恩；推恩的具体表现是摈弃武力征战，重视富民、教民。真好比一路斩关夺隘，最终直捣黄龙，值得认真体会学习。
三、比喻精当，气势磅礴。
在先秦诸子的着作中，多数善于运用寓言、比喻来阐明抽象、深奥的道理，而孟子尤为突出。汉代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的文章“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是颇有道理的。
本文多处运用比喻来说理，在第二大部分的论述中已有涉及，现再举几例。如“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这个问题要想正面回答是很困难的，但孟子用“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这两个夸张性比喻，就把“不为”与“不能”的区别一下子端在对方面前。又如用“天下可运于掌”比喻懂得推恩，天下就很容易治理，真是简练鲜明之至！再如，用武力争霸天下的困难与危害，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孟子用了“缘木求鱼”“邹与楚战”两喻，就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更妙的是“邹与楚战”一喻，让宣王自己先得出“楚人胜”的结论，这样，宣王企图“以一服八”的谬误，也就不言自明了。
全文采用层层推进的方法来论辩、说理，就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特别是文中多次使用了排比句，极尽铺排的能事，读来气势磅礴，音调铿锵，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此外，如“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的反复逼问（前一问偏于疑，偏于责，后一问则偏于启发与期望），“盖亦反其本矣”“则盍反其本矣”的两次呼告，都如见其色，如闻其声，语意关切，令人心动。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曾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欣赏孟子的文章，对韩愈这句话，就会体会得具体而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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