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尧之时”至“虽欲耕，得乎？”是第一层论据。从尧、舜、益到禹，说明“大人之事”。开头描写尧时的洪水之灾，这几句非常形象地写明灾害之多。“尧独忧之”，这个“独”字很有分量，因为他是天下之君，就该忧天下之事，这就是上文的“大人之事”的最突出的表现。下面举舜用益用禹，这和后面“为天下得人”相呼应。禹的劳绩是各家公认的，所以说得特别详细。“虽欲耕，得乎？”仍然回应篇首，批判君臣并耕的谬说。
“后稷教民稼穑”至“而暇耕乎”是第二层论据。强调圣人之忧民，不止是教民稼穑（这一点农家是赞同的），还要重视教育，讲究人伦道德，处理好人与人间的各种关系，这是“契为司徒”的工作。放勋就是尧。“曰”字焦循《孟子正义》认为是“日”字，表示下面那些话是尧每天关心的工作。但作为“曰”字，指尧督促下面做到这样，使老百姓各得其所，更切合最高人物的职责。“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仍然扣紧篇首。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至段末是第三层论据。中心在“为天下得人”。以尧、舜为榜样，引述孔子之言为根据。后面“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仍然回应篇首。应该注意这三层收尾都回到篇首，但用语各别，一方面看出孟子散文的变化自如，另一方面要注意三次结尾的次序一次重于一次。前面两次说：“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还讲客观上不可能并耕。而这次则认为：“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主观上的用心也当着眼于大处，不当用于耕。这是用尧、舜来说明滕文公做得对。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暗以相比，不算僭越。这样把陈相所述的许行的理论批得淋漓尽致。这是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先破后立，立中有破，使对方无反驳余地。
“吾闻用夏变夷者”这一段是对陈相品质的批判责难，是承前文“陈良之徒”四个字来的。头两句是原则，应该用中原的高度儒家文化改变边远落后地区的文化。陈良正是这样“用夏变夷”的模范。这几句既交代了陈良的情况，予以充分肯定，又是对陈相“师死而遂倍之”的严厉鞭挞。但是没有接着批他，却暂时停下，又举孔子死后，学生们的深情怀念来做对比。这里重点是两个弟子：一是子贡三年丧（对父母的最重的丧礼，他们用来对老师）毕又庐墓三年，这是感情上的深挚。另一是曾子对孔子死后尊严的维护，也就是对儒家宗师的尊崇。两个榜样，都给陈相“师死而遂倍之”以着力的敲扑。“今也南蛮{鴃}舌之人”的称呼看出对许行的鄙视，这不是地域偏见，而是由理论上的对立形成的，上文对陈良只说“楚产也”，毫无鄙视的意思，而对同样来自楚国的许行就称为“南蛮{鴃}舌之人”，这一点称呼的变化也看出孟子行文的谨严。下面进一步引《诗》来说明该学周公、仲尼之道。“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这个“变”字又紧扣段首“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两个“变”字，紧相呼应。
陈相明明输透了，他偏偏还要找点理由来为“许子之道”辩护，强调一个“市贾不贰”来。他不知道价格应该反映劳动的耗费，劳动耗费有大小，价格就有高低。所以又被孟子抓住批判：“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这两小节看似辩论的余波，但有补足上文的作用。因为百家争鸣都以自家之道最能“治国家”，陈相认为许行之道可以治国家，所以想用“许子之道”来改变滕文公推行的孟子之道。孟子的反击是从人情物理入手，证明其误，而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样圆融之说。这也看出，孟子是用辩证观点战败陈相所述的许行的机械观点。
从内容看，这段文章是孟子理论的精华所在，谈到治国家的思想原则，比《梁惠王章》只讲一些具体措施要更富于理论性，它里面涉及社会分工的历史进步观点和对事物分析的辩证观点，是研究孟子思想的重要章节之一。孟子以善辩着称，在这篇里我们可以领会孟子辩论的技巧，这些对散文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孟子是先秦着名的散文家，我们从这篇中一方面看到组织的严密，另一方面又看到行文的从容不迫，变化多姿。如两次辩论，使用的方式有详有略，几个结尾都回应篇首，却无一雷同。开合擒纵，高下在心，确实令读者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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