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天子恩旨的方式，解决了近三千人的松江府奴变问题
朱由榔向内阁宰辅们，第一次抛出了关于改革户籍制度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阶级差距没有像后世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用明面上的“平等”掩盖，而是赤裸裸的暴露在人际关系的表层，甚至写入法律。
良贱不平等，是一条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束缚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无法作为自主的社会劳动成员，投入社会生产当中，另一方面也是严重践踏人文原则的。
但朱由榔知道，想要对这一点动刀，其所面临的阻力，恐怕比之前什么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清查隐田更要大。
即使是清朝，在雍正废除奴籍以后，其实也并没有对此作出太多改善，奴仆关系依然事实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原本的奴籍百姓一样无法和良籍百姓获得法权上的平等。
尤其是在江南地区
很多大地主，都是事实上的大奴隶主，江西、浙江、南直之地，但凡拥田阡陌者，一般家中奴仆不下数千。
其中倒也并非完全是来源奴籍，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从万历以后，随着粮食减产，以及官府摊派越来越重，大量自耕农破产，只能卖身为奴。
尤其是许多地主，为了更好的控制佃农和逃税，胁迫或者诱使对方签署卖身的奴籍身契。
一旦将这些人解放出来，对于这些地主而言，他们无法再合法的控制这些劳动力，想要继续租佃，就不得不提高价码，才留得住人。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从文化和社会风气而言，想要扭转奴籍百姓的卑微地位，也是个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
而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又无法避免的会触及封建宗法统治的核心价值。
良贱可以平等，那么贵族和黎庶，宗室和百姓，地主和佃农，嫡嗣和庶孽，依附在金字塔最低端之上的整个大厦，都会被动摇。
如果连社会最底层的贱籍，青楼里的卖身的窑姐，端茶送水的龟公，吹拉弹唱的戏子，任凭打骂的丫鬟，看门护院的家奴，形如牛马的仆工，他们都可以获得和所有人一样的法权。
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下，粉碎的，又何尝只是主人们作威作福的权力？
在这个家法大于国法的年代，地方主官，以“少讼”为荣，如江西等地，由于百姓识字率高，动辄喜欢打官司，就被官员们冠以“讼民”、“刁民”之称。
主家处置奴仆，属于家法范畴，甚至，在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们看来，最好的社会形态，就是所有纠纷都由宗族解决，啥都不要捅到官府这来。
地方乡老、族长，成为了事实上的“黄四郎”，任你什么县官老爷，都得礼让三分。
而现在，朱由榔却要朝廷站出来
大声的否决
“不，这不是你家的家事，这是国事！”
两百多年后，一名湖南教员在自己家乡的调研报告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农民，普遍要受三种压迫，即“寺观、宗教的神权压迫；祠堂宗族的族权压迫；地主劣绅的经济压迫，如果是女性，还要再加上一层夫权压迫。”
资本经济还在萌芽之际，朱由榔现在还没有本事，向最核心的地主阶级的绝对统治开刀，那便只能先向依附于其上的两层，加以打击和削弱。
这样的改革并不彻底，撑死也就是“明治维新”式的变革，远远称不上革命。
但没办法，朱由榔本人的权力，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地主阶级，或者说地主阶级中，较为进步的集团，早期的资产阶级，本质上也是“进步的地主”，刀子是没法割自己的。
至于彻底的“敢教日月换新天”，那便只能留待后人了。
反正他已经做了可以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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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榔这个天子
到底算是中兴之主，还是开国之君，数百年后，史学家们自有争论
但如果说，光烈十三年之前，人们还将这个朝廷，看做是几十年前，北京那个朝廷略有变动的延续的话，那在这一年之后，所有人都会意识到，这已经是两个时代了。
直到数十年后，人们会进一步发现，这个时代所带来的的改变，远比改朝换代要来得大，从此之后，不只是大明，而是中国的历史，应当分作两段来写。
光烈十三年六月初一
天子和内阁，以及列席的七部、都察院等主要大臣，开了一场持续数日的内部会议。
最后，一向很少干预内阁工作的天子，不仅出席，而且几乎一手敲定了结果。
从光烈十三年下半年开始，一项持续数年，又经数十年完善的伟大工程开始了
修订《大明律》
从法律层面而言，李善长主持编订的《大明律》，作为朱元璋二十年政治实践的结晶，在古代司法史上，还是颇具进步意义的。
但其主要还是沿袭了唐贞观年间编订的《唐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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